揭秘
台湾社区垃圾分类密码
“搞好垃圾分类确实离不开居民的环保意识和觉悟，但仅靠觉悟和意识是远远不够的。”台湾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理事长赖伟杰说，以上文提到的那家便利店为例，它先把回收物交给中间回收商，会得到一笔收入;中间商再将电池等交给处理厂商，也能得到相应的收入。而处理厂商进行处理后，就能得到回收基金相应补贴，而这笔钱，足以让处理厂商支付中间商及便利店相关费用后，仍有得赚。“所以你所见到的那家便利店，如果没有钱赚，是绝不会回收电池类有害垃圾的。”
赖伟杰认为，资源回收基金本就是政府通过利益驱动，推进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一种手段。“资源回收四合一计划”，主要是由“社区民众”透过家庭垃圾分类，将各类家庭产出之小型资源物品，结合“地方政府清洁队”“回收商”及“回收基金”的力量予以回收再利用，从而建立完整的回收网络，确保资源物品确实回收再利用或妥善处理，并让参与回收的民众、清洁队及回收商获得合理利润或奖励，使得回收体系成为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
在社区“资源回收四合一计划”中，相关各方扮演着不同角色，发挥着不同作用——
社区民众：一方面自发成立回收组织，比如在台北市大同区大龙街158号，就由三户居民合资组成绿宝福利社，专事垃圾资源回收，据说每月大约有5万新台币的收入。另一方面，更多的社区居民都在推广家庭垃圾分类回收。
回收商：政府鼓励民间企业发展，并向社区民众及清洁队收购资源物质。
地方清洁队：代表政府将资源垃圾与一般垃圾分开收集清运，变卖所得依一定比例回馈参与之单位及人员。比如新北市边胜街9号世纪皇家社区居民，每天将可回收资源由物业公司统一交给政府清运队，变卖后部分返还物业，每月收入达2万新台币，用于社区文化活动经费。
回收基金：督导责任业者缴交回收清除处理费，成立基金;运用奖助及补贴机制，推进资源回收处理体系建设;建立有效回收制度，畅通回收处理管道。
“资源回收四合一计划”已成为台湾社区垃圾分类的主要推进模式。
借鉴
深圳需不需要回收基金?
“以玻璃瓶为代表的低回收值资源，成为深圳资源回收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予回收吧，既无法降解，又浪费了资源;回收吧，物流费居高不下，再生产品成本也可能比制造一个新产品成本还高。”深圳市宝安区垃圾分类推广中心副主任李桂明认为，现实是，谁回收处理瓶类低附加值物，谁就可能亏本，所以几乎无人问津。“台湾有了回收基金，瓶类问题就解决了，其经验值得深圳借鉴。”
深圳专业垃圾分类公司英尔科技总经理李海涛认为，既然资源回收基金能成为台湾社会垃圾分类的引擎，大陆城市为什么不采取“拿来主义”呢?
在笔者交流的深圳各阶层人士中，多数认为深圳应借鉴台湾资源回收基金经验。
深圳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台湾资源回收基金的确给深圳垃圾分类带来不少启示，但借鉴相关经验时应考虑两地不同的环境。比如台湾是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回收基金可以基本解决岛内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的问题。但环境相对开放的深圳是否具备单独设立资源回收基金的条件?另外一点是，垃圾分类是个大命题，怎样设立资源回收基金才更具权威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