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污染治理投资规模巨大。国务院已于2013年9月和2015年4月发布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在抓紧制定中。据环保部预计，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投资将达1.7万亿元左右，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投资将超过2万亿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投资规模有望达到十几万亿元。
三是气候融资资金缺口大。2014年11月中美共同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提出“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CO2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对我国而言，要如期达成上述承诺目标，存在巨大的气候融资需求，仅靠政府财政资金投入远远不够，需要吸引大量社会资金参与。
四是实现绿色“城镇化”也面临较大的融资需求。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
今年4月份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政府的政策文件指出了未来新型城镇化绿色、低碳、集约的发展方向，也提出了城镇化向绿色转型的新要求。绿色城镇化的实现离不开环保项目、环保产业和环保投资的推进，从而带来巨大的资金需求。
2、碳市场发展日益紧迫
随着我国绿色发展日益迫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基本设定，碳市场的发展也更为紧迫。首先，建立碳市场是实现我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重要途径。碳排放权交易不仅包括自愿减排交易，还包括强制减排交易。以碳排放权为标的物的市场交易可带来两方面好处：一方面，由于企业多余的碳排放权可以在碳市场转让，企业节能减排就不仅限于道义约束和社会责任，而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行为。企业减排越多，可交易的排放权也就越大，因而更有积极性进行节能减排，也更有积极性开发节能技术与环保技术。
另一方面，对于超额排放的企业，需要在碳市场购买减排权，从而增加了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经济成本和损失，从而对企业污染行为形成约束。综合来看，碳市场可对企业的节能减排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促使我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扩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碳市场不仅有助于低碳产业的发展，还有助于推动全社会走低碳化道路，实现低碳交通、低碳住宅和低碳生活方式。
其次，建立碳市场也是我国应对国际气候谈判压力和绿色贸易壁垒的现实需要。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第一大碳排放国，我国面临巨大的外部减排压力。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排放量在全球份额中不断上升，在一些国家的鼓动下，国际社会对我国承担更多减排责任的要求越来越多，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承受的国际压力也越来越大。
减排压力不仅来自于国家整体层面，还来自于行业和企业的贸易层面。目前，以应对气候变化之名征收碳关税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手段。从企业层面看，国外的一些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己经开始在供应链中推行减排活动。例如，沃尔玛已要求十多万家供应商必须完成商品碳足迹验证并贴上碳标签，而大部分供应商来自于我国。
最后，建立碳市场是我国掌握全球碳交易定价权和主导权的需要。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5碳定价机制观察》报告，全球碳排放交易总值达到约340亿美元，比2014年上升20亿美元。欧盟碳交易市场在全球碳市场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交易规模占全球碳交易的90%以上。今年1月韩国碳交易市场启动，成为全球第二大碳交易市场。
作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我国拥有丰富的碳资源，理应是全球碳市场的主体之一。但碳市场建设的滞后使我国丧失了在全球碳市场的定价权和主导权，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处于被动，严重阻碍了我国碳金融及低碳经济的长远发展。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仍处于初始的探索阶段，面临诸多问题，还难以满足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为满足未来巨大的绿色投资资金需求，应建立一个较为系统的绿色金融体系以激励绿色投资，引导大量社会资金进入环保、节能、清洁能源和清洁交通等绿色产业。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任重道远。未来应在加强绿色金融的立法、执法与监管的同时，加大政府对绿色金融的扶持力度，督促和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切实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积极发展绿色直接融资，稳步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鼓励绿色金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