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的缺失
每当雾霾肆虐时，环保部就会约谈部分城市的市长。可市长往往也十分纠结——行政的力量无法从源头上强制企业上马环保设备、降低污染，只能从末端加强监管。而每关停一个企业又会直接造成GDP下滑、大量工人失业、财政收入缩减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在永清环保(300187.SZ)董事长刘正军看来，目前中国在各环保领域的治污技术已不存在障碍，如该企业的烟气处理超低排放一体化解决方案已能实现近零排放。未来治霾关键是能否创新出一条长效化、可持续的治霾机制。
作为环保产业唯一的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刘正军在2015年曾提交了有关环境治理的十条建议。其中他指出，资金已成为制约环保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仅靠国家财政的投入显然不够。建议尽快完善相关政策，创新治理模式，积极探索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机制，积极推广合同环境服务模式，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刘正军认为，只有工厂投入环保设备、节能减排后能够获得一定政策或资金补偿，企业才会有动力自发进行，环保产业才能够形成完整的闭环。
事实上，如果无法找到补偿机制，环保治理每一个领域都会出现“公地悲剧”的现象。永清集团就曾在湖南“一号工程”竹埠港化工区土壤治污中创新出“岳塘模式”——由企业与政府合资成立运作主体，先行垫资治污，治理完成后合资公司通过参与土地开发获得商业回报。
目前，中国大气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对于钢厂等工业企业烟气治理，只是针对集中排污源，对于生产流程中的监管尚有盲区。如钢厂在烧结、炼铁、轧钢等整个生产过程均为敞开式、存在大量烟气排放，但环保部门却主要是针对烟囱、废气管道来采集数据、进行监管。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中国总共有47万余套燃煤，每年消耗标准煤约4亿吨，约占总耗煤量的1/4。可是，环保部门对于大型工业锅炉已纳入监管范围，但对众多小型锅炉的监管力度却很宽松，有时一个企业大小锅炉也执行不同的标准。因为上马环保设备的资金很可能超过小锅炉本身的造价。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早已度过了工业时期，数十年前的外国治污经验根本无法被当下的中国完全照搬。”永清环保副总经理申晓东认为，中国治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个相关领域必须要有可持续的长效机制来保证。这只能通过自主创新来实现，以防止如钢铁业一旦市场不景气，整个行业几乎脱离环保治理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