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频发换回了什么？
这十年，两桶油的经济指标，可谓辉煌，资产规模、利税贡献均彰显举足轻重地位，其在世界500强的位置也日益攀升。
以中石油为例，从10年前的炼油能力不到3亿吨，到2013年即将突破6亿吨大关，奉行的是“规模先行一步”的“中国速度”。
但遗憾的是，公共视野里的这十年，同时也是中国石化事故频发的时代。
2003年，重庆开县井喷事故是标志性的起点。剧毒硫化氢夺走了243条人命，4000多人中毒就医，10万人连夜疏散。两年后相隔几米外的同一井场再度井喷。
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致使当时的国家环保局长解振华辞职，而从2010年到2011年，大连石化在14个月内发生四次爆炸。这些惊天事故的伤害不说，几乎每次事故中都隐现瞒报、傲慢、整改缺位、赔偿折扣的桥段，几乎摧毁了公众对两桶油环保表现的最后信任。
这一次次血的教训，确实也推动了两桶油内部的建章立制和相应投入，以期自律到位。不少石化业内人士提醒应客观理性看待两桶油的履职。“要说两桶油社会责任不够，你看跟谁比。他们体量大、影响大，出点问题就容易形成焦点。”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石化轻纺处处长郭琛说。
“中石油和中石化作为世界500强，技术水平非常高，一年在环保工艺上有几十、上百亿的投入，是非常大的。”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一位官员也鸣不平。
“从上世纪80年代我进入中石化工作时就很重视环保节能。”一位要求匿名的中石化高层辩解说，“这是舆论一直以来的偏见。”当年他参与的中石油四川炼油厂，一共投资了一百六七十个亿，光防渗处理这一项，投资就花了好几个亿。
单看内部制度和规范，两桶油这些年确实着力甚多，2006年松花江污染事件后，中石油就要求全系统地建立环境委员会和环境管理部门，甚至对级别、人力配备、培训时间均有细致的要求。而行业内公认的HSE环境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中石油更是早在1996年就引进建立。
但纸上制度往往在执行中屡屡失效。从环境管理上，层层分包，导致环境责任悬空。大连爆炸事故，两家承包商祥诚公司和辉盛达公司的不专业正是重要原因。也正是在此之后，承包商安全管理被纳入到HSE体系。
但是，这些亡羊补牢似式调整难以一时撼动央企沉重的肉身。“中石油内部关系过于复杂、管理层级相互交错、企业办社会职能突出、安全管理过于集权等问题，都是中石油事故频发的症结所在。”在2010年大连石化事故后，曾多次给中石油高级管理层上课的一位能源专家分析称。
近年来，两桶油不断通过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实现权力集中，却也导致系统反应迟缓，下属公司几乎丧失了应对自主性。李波说，在安宁石化项目的对话中，云南分公司的领导甚至不敢当面回答问题，他们说要全部记录下来向总公司反映。“3天以前我们再问，他的回答是，我们的问题还没有答案。还要等总公司。”
马军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在他建立的污染记录数据库中，中石油、中石化的记录位列前茅，但他几乎从未得到过两桶油的任何回馈。唯一的一次沟通记录，用的还是英文，看起来，那更像是中石油的外商合资公司单方的行为，“外部的监督压力几乎完全被隔离，根本无从传递”。
法律诉讼层面同样未能充分传导监督压力。“我们远未达到‘史上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北京大学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汪劲说。
“在维稳逻辑下，由于环境诉讼涉及人数较广，极易被定为群体性事件。”多次代理环境诉讼的夏军律师感慨。这直接导致两桶油很难像国外的同行公司一样，感受到诉讼赔偿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要“抛弃国企就是国家利益当然代表的迷思”。李波说，在过去，NGO在监督央企项目的过程中，最常遇到的，就是要被扣上影响国家利益、破坏国家战略的大帽子。“一开始，他就将自己置于道德和正义的高地，根本不跟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