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宕人生
尉文渊这位证券市场的教父级人物，曾经历过大起大落。1955年尉文渊出身于军人家庭，15岁去新疆当兵，35岁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1995年尉文渊受“327国债事件”影响被迫离职，从此游离在体制之外。
离开上交所后，尉文渊在1996年创办新盟集团，开过酒店、办过网站，甚至收购过湖南长沙的一家造船厂，但都无多大起色。其转机来自其并不熟悉的广告业，中央六套开台不久，新盟集团拿下部分广告时段代理权，从而积累了第一桶金。不过，真正让尉文渊身价倍增的还是对华锐风电的投资。
2005年初，离开南方证券的阚治东计划成立一家民营合伙制的投资公司。筹资成了首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与阚治东相识多年的尉文渊主动请缨为阚想办法募资。
2005年4月，东方现代正式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尉文渊担任董事长，阚治东任总裁，股东包括阚治东、刘会、李苗等。投资公司成立后，首先确立了新能源的投资方向，然后分头寻找机会。
一位在金融业从业多年的人士表示，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他与尉文渊交流时，尉文渊告诉他未来十年都将是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的黄金十年。这位金融业人士说，尉文渊看的是大的经济周期，“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乡镇企业的十年，90年代南巡讲话后，是民营企业的十年。20世纪头十年是互联网的十年。他觉得下一波十年是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产业的黄金十年。”
阚治东的想法与尉文渊不谋而合。“新能源我是看好的，新能源里面风力发电我也是看好的。”阚治东说。
最初刘会极力推荐宁夏的一个甜菜转乙醇项目，但阚治东仔细研究后觉得不靠谱，而且他从内心还是希望和国有大型企业合作，找到潍柴动力那样的投资机会，这是阚治东曾在深创投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项目之一。在遇到美国风能专家鲍亦和博士后，他最终认为，只有风电才是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大趋势。其判断依据是，其他方式发电的成本太高，如果大规模发展，国家补贴不过来。只要风力发电设备国产化之后，发电价格会马上下来。
恰逢此时，大连重工准备上马风电设备项目，并急需引入外来资本，但最早去谈过的投资者都放弃了。当时全国搞了几十年，风力发电才100万千瓦。但中长期看好风电的阚治东去考察了一圈后，立即回来对尉文渊、刘会等人说：“我准备投这个项目。”众人达成一致后，东方现代投资(行情 股吧 买卖点)了1750万，尉文渊自己的公司西藏新盟也投资了1750万，各占华锐风电17.5%的股份，阚治东出任华锐风电副董事长。
新盟集团办公室设在北京西钓鱼台，2005年下半年，尉文渊、阚治东和韩俊良几人几乎天天窝在那里，讨论华锐的筹办细节，经常讨论到凌晨三四点钟。
阚治东和尉文渊等人的“赌博”成功了。2005年底，他们将第一笔资金打给华锐风电。2006年，华锐风电赶在所有竞争对手之前生产出国内第一台1.5MW的风机，和华锐一样从国外购买技术发展风电的企业，全国有几十家，因为产品上市比华锐晚了一两年都没有发展壮大。2008年，华锐风电新增市场份额位居中国第一。其销售收入2006年约为2亿元，2007年迅速增至近25亿，2008年又达到50多亿。
2008年底，东方现代将持有的华锐风电股权转让给刘会、于国庆、李苗以及包括阚治东在内的8位合伙人。在华锐风电上市后，这批人大多成为亿万富翁。
对于东方现代和西藏新盟来说，华锐是一笔无比划算的投资。“投资成本第一次分红就回来了。”熟悉阚治东和尉文渊的人说。更不用说华锐上市后超过100倍的帐面回报。
在研究透风电设备后，尉文渊找到上海玻璃钢研究院进行合作，2007年底创办昆山华风风电科技有限公司，专门生产风机叶片，向包括华锐风电在内的设备厂商供货。尉文渊一直待在生产一线，研究使用成本更低的国产材料生产叶片，最终达到国外同类产品同样的品质。一个叶片长达30多米，运输成本很高，但尉文渊动脑筋，别人一辆车只能运一个叶片，他能运两个，成本节省了一半。
如果没有尉文渊和阚治东的投资，大连重工或许还下不了决心进军风电业。如果没有华锐的投资机会，尉文渊和阚治东则不会在离开体制后重获巨额财富。从2005年开始，以尉文渊和阚治东为代表的资本力量，和以韩俊良为代表的产业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处融洽。
2009年时，尉文渊已经预料到欧盟未来将会大量削减对新能源产业的补贴。他也意识到所投资的风电产业将会在未来面临一个瓶颈期。“他当时的预测是2015年风电业发展会遭遇瓶颈，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两年就开始了。”熟悉尉文渊的人说。
一位华锐投资人认为，华锐前期做得还是比较成功，但是资金投入得太快、产能扩张得太快，加上行业增速突然放缓，于是陷入尴尬境地。
形势好坏是一方面，企业自己能否做得好则是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华锐新的班子能把华锐做好。”阚治东说。
“这么大的公司，代表先进行业，也有非常大的市值和产品价值。行业还是希望华锐能够好起来。”一家风电开发商高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