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就是要实现电力服务的社会化，实现电力能源消费的创新化
积极推动电力产业服务的社会化，加快实现从政企贸科四维合一的现行电网体制之中，实现电力服务的社会化、虚拟化、高端化，普及电力的第三方电力管理服务，实现电力能源消费的创新化。
电力改革不仅是利益重组，也是为了一个民族的能源生存。因此，能源体制改革将是中国继农村体制改革之后的第二次生产力的解放。电力
体制改革也将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正确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增长能力，应该成为中国发展的最理想的创新机遇，而且，能源市场经济的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背景
电力体制改革关系中国未来国际产业地位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1971年美国尼克松总统便宣布了追求“能源独立”的目标。但是，四十年来，世界上超大型经济体没有一个能够实现能源独立的，相反，这些大体量的超级经济区却基本实现了电力独立，形成了“一次能源不独立VS二次能源电力独立的二维背反的不对称架构”。溯其根本，能源独立是增长与资源的平衡，能源资源价格具有全球性定价的基本属性；电力独立是能源消费和能源生产能力的平衡，电力产品和服务具有本国或本区定价的根本属性。对世界上经济大国或者联盟而言，拥有能源能力是第一位的、属于知识型能力实现；拥有能源资源是第二位的、属于资源型产品实现；前者是工业成熟度，后者是地理资源优势；前者决定后者。
为此，对于能源改革的战略重点以及先后顺序而言，必然是优先二次能源，次后一次能源；先电力产业，后油气产业；前者程序简单、定价机制易行，后者牵涉国际、定价机制全球化；前者改革的基础是国家高端工业能力实现、且技术当头，后者主要是解决国际资源分工、且贸字为先。因此，电力体制改革必然成为能源战略改革的第一步，电力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体系世纪转换和文明变迁能力的核心机制，这也使得电力体制具有先于能源体制优先改革的社会基础，这也是电力成熟度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
电力独立，也可以称为电力产业成熟度，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具有二次能源完整的利用能力，对自身的电力市场拥有相对独立的电力定价权和分级价区，然而技术标准和产业流程具有国际通用性，它归根结蒂是一个国家能力、特别是高级工业能力的成熟度，以及实现了一个国家电力能源消费和电力生产能力的智能化生态平衡。经济体量越大这种要求越高，反之亦然；电力消费总量越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电价的定价权属地性也越强 ，相反亦然。这也使得追求二次能源电力系统的体制平衡较之追求能源独立成为各国更为现实的增长目标。GDP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需要现实的能源能力支撑；而且，GDP的增长与电力需求增长保持相同趋向；电力也是多种能源中伴随着GDP增长比较稳定、甚至长期价格相对有所下跌的品类，追求电力独立是国民经济增长大有作为的积极选项。没有电力现代化就没有工业化、城市化、村镇现代化，电力独立为世界核心经济体在创新和增长的优势方面提供了基础；电力独立也使这些国家在技术上对世界行使相关的主导权成为可能。
21世纪电力革命和电力独立的本质是拥有高端工业能力和生态化市场交换网络，电力革命和电力独立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追求的基本目标，也是中国发展高端工业能力和全局性产业市场的标志，应该成为新一届中国政府施政的战略基准点之一，中国既需要电力革命，也需要电力独立，这是一个现实的、可持续实现的改革目标！ 为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电力革命和电力独立的双重作用，即：从集中分层制电力系统转向柔性社会生态系统是它的思想起点；实施全社会参与的电力革命，改变现代化发展线路是它的引擎；实现电力知识经济、电力绿色经济、电力智能网络经济则是它富有生命力的主干；将电力消费者的权项转变为其财产性收入，转向更加清洁、更为高效的电力能源利用是它发展的必然结果。
电力是支持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增长杠杆，大型经济体每年需要维持相当于GDP1%比例以上规模的投资，用于新建电力系统和维持电力能源公共政策的平衡。这个投资已经具备扭转、改变国民经济能力的水平，撬动它，不但改变电力产业版图，而且改变经济增长能力，投资方向对了，增强经济能力；投资方向错误了，将会造成国家经济功能的紊乱。推动电力体制改革攸关中国每年8000亿人民币电力投资的取向，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至为关键，也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撬动经济的战略杠杆，电力体制改革理应为转变经济结构提供广阔的机遇。
对于中国而言，基层电力网络建设是中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最有战略意义的爆发点，电力产业的网络化直接造就村镇城市化、城市移民郊区化、甚至倒流进村镇的趋势，它将修改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城市化的过程，实现分散化生产、实现分散式生态居住和养老模式，以此极大地提高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与此同时，电力的发展也将改变人们财富的增长，电力革命将以世界性的规模实现有效地利用能源资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这使得整个社会的电力用户终端能源设施、能源可利用空间、电力能源储存能力、电力能源使用与其他商品的交换架构空前扩大，这些资产可以转为用户的财产性收入，而且所有社会成员都将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获益，这将使得全世界最重要的产业—电力产业的工业价值重新获得分配！
电力体制改革又是间接的国际关系体系，主要表现为较低的电价可以依靠高污染排放的煤炭发电维持，并且这种能源消费支持低成本的工业能力，还可以通过全球化交换其他商品，控制通胀。低碳的高价能源与高碳的低价能源形成了巨大的国际套利空间。电力体制改革为此提供了战略出路，就是要推动主要经济体实现能源资源定价权的改革，实现低碳能源新的全球分工，实现高碳或者低碳电力体制的道德、环保、气候的社会约束力，这使得电力体制改革的机制又是复杂的，理应具有国际合作的前沿性。
电力改革也是全球新产业革命的起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四大能源产业转换：即从高排放的旧有化石能源系统到低排放的清洁能源系统、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系统的新型转换；第二大转换就是从以生产者为中心的大规模产业体系的运转转换到生产者和消费者、微型产销者良性互动电网的体系，需方生产力将超过生产侧的生产力，实现超级爆发，需方的集体智能也将建立新的结构性架构，生态柔性电力网络将取代传统的工业系统；第三大转换就是电力能源的战略生存力量，将从以资源获取为基础转换为发展清洁能源的工业技术能力和创新体系为核心；第四大转换就是互联网发展将转换为能源网与互联网相互融合的智能网发展，货币、能量、信息将并列成为三大通货，或者次生通货。能量网络将实现洲际型全球化开发，新通货将匡正信用货币的不稳定性。据此，先进的全球电力能源有了三个来源：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能源效率。谁带领世界进入这个新的革命层次谁就将位居全球分工的制高点！目前来看，各个主要经济体基本处于一个起跑线上，而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位居全球的前沿。电力改革具有战略性、机遇性、前沿性、跨越性的特点，电力体制改革必然成为中国能源改革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