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县居民也或多或少感受到了缺水的影响。据刘建强介绍，2005年起，神木县投资4亿元打造了瑶镇水库至县城供水工程，以此保障县城居民用水问题。
塌陷区那些尚未搬走的村民吃水就更加困难了。
魏子珍身高大约有一米五的样子，长期的体力劳作已使她身躯佝偻，看上去人更矮一些。每年的12月到来年3月底，魏子珍家里的水管就会冻住，她不得不每天到五里外的水塔去接水。两个水桶加起来有一百来斤重，“有人扶我才能站得起来，不然我站都站不起来，”魏子珍说。
在魏子珍的印象中，这里之前并不是那么缺水。“山上流着一股泉水，山上的小渠里也有水。”魏子珍说。
2016年3月，窟野河出现在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煤炭产业如何加剧全球水危机报告》中，这份报告称，窟野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预计到2020年，窟野河流域内仅煤炭产业的需水量就超过该流域规划的2020年总供水量。
而这意味着，随着煤炭产业的进一步扩张，该流域内的水资源会显得越来越进展，民生、农业及其他产业抢水的情况也会愈演愈烈。
生态糊涂账
随着煤炭的开采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神木的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23亿元增长到2015年817.41亿元，短短15年翻了约35倍。
然而，这些年因开采煤矿、发展煤炭产业给当地造成的生态损失究竟有多大却是一笔糊涂账，生态修复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就更不得而知。
大柳塔镇位于神木县北端，地处世界八大煤田之一的神府东胜煤田腹地中心，全镇现已探明的煤炭总储量为35亿吨。
1986年，大柳塔镇成为神府及神东矿区开发建设的指挥中心，一支煤矿建设开采大军进驻这里。如今，这里已经是高楼林立，俨然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而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大柳塔煤矿也成为神华神集团旗下的骨干矿井，并因年产2000万吨而被称为”世界第一矿”。目前，该矿的年产能已经达到惊人的3000万吨。
但过去20来年的煤矿开采，也给当地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在当地，随处可见露天煤矿、被竖切开来的山体，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满目疮痍，空气污浊。
大柳塔镇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认为，生态损失有多大，没人算得清楚，他说，“你算一个数字我算一个数字，专家来了也算不清，谁也不知道”。
神木县孙家岔镇瓷窑塔矿业采空区火烧隐患治理现场。图片来源：陕西日报。
但更大范围的研究数据或许能看到事态的严重性。一篇发表于《中国水土保持》(2012年第四期)上的研究论文显示，2007年到2009年，包括榆林、延安等地在内的陕北地区各年能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分别为174.84亿元、176.10亿元、180.48亿元，平均开采1吨煤炭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就高达65元。研究者还强调称，由于数据获得受限，这些数据仅是保守数字。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滕飞与人合作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按当2012年我国煤炭生产、运输和消费的技术末端治理情况估计，吨煤产生的环境和健康影响为260元。
滕飞指出，相当部分的环境和健康成本并没有体现在目前化石能源的定价机制中，这些是“隐藏”在价格之后的“真实成本”。
由于这部分成本并没有体现在定价机制中，因而企业和居民在使用化石能源时也就不会考虑其对环境和健康的损害，进而导致市场失效和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
报告认为，我国的煤炭定价机制虽然部分考虑了这些社会成本，但环境税费的程度却远远不足以将这些外部成本内部化。我国目前煤炭定价机制中的环境税费仅为30-50元/吨煤，且大部分集中在生产端，煤炭消费侧的排污费仅为5元/吨煤左右。
而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煤炭的外部社会成本中有64%发生在煤炭的消费侧，约为166元/吨，远高于现行的排污收费水平。
“环境成本没有在煤价中得到完全的体现，这是促使煤炭过量消费的一个主要原因。”滕飞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说。
大柳塔镇镇长王晓君则认为在整个链条中，跟环境有关的、并需要支付到的环境成本在全部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还是很小的一部分”。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大柳塔镇进行生态修复，“镇上没有资金，也没有这个能力。”
至于修复的成本有多少，王晓君心中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但这个数字一定不小。
仅以采空区等治理为例，根据《陕西日报》一篇报道提供的数据，目前神木县矿区已形成的采空沉陷面积和火烧隐患面积分别为324平方公里和45平方公里——大于西安市雁塔、莲湖、碑林、新城四区面积之和。
业内清楚，采空区治理是个烧钱的项目。仅仅治理每个塌陷区所耗，都将是一笔笔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