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六大领域发展阶段不一：有的处于技术研发阶段，有的正在探索或初步实现了产业化。这些领域在不同的环节都存在着核心技术有待突破的瓶颈。王昌林和林程都认为，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最关键的就是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和有质量地推动产业化。
王昌林表示，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一方面需要组织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发挥协同创新，集中力量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另一方面是要发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主体作用，贴近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变跟随创新为引领创新，实现高质量的商业化和产业化。
如何引导出高水平产业
王昌林认为，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最重要的是监管体制、行政体制的改革。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例，王昌林介绍，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医药等正面临着发展与监管的难题，滴滴打车等共享经济的准入与监管也有待完善;空间领域，我国低空开放存在巨大的经济潜力，但其开放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障碍。
在王昌林看来，完善体制环境需要更有效的监管，更需要打破目前的一些体制性藩篱，而这需要简政放权，和相应政府职能的转变。
在完善监管体制方面，林程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有着更为直接的切身体会。"十三五"时期，关于新能源汽车的政策体制必须做出调整。政策导向的目标是一个高水平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而不是又产生一个低端产业。”他说。
据林程介绍，中国的汽车产业大而不强，核心零部件依赖进口;而新能源汽车采取电驱动方式，绕开了行业里最难啃的骨头——发动机的环节，因而获得了国家政策的高度支持。
然而，当前的补贴政策似乎与其本意出现了背离：某些车型同时享有国补和地补，总补贴已接近甚或超出制造成本。新能源汽车生产商大都瞄着补贴而去，反而对性能、质量和制造水平并不关心。
究其原因，林程认为，新能源汽车现状是“重准入、轻监管”的政策体制使然。与国外“门槛低，后续监管严格”相反，中国监管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入口”环节，判断是否掌握相应技术，而对后续汽车的实际行驶效果等并不负监管责任。相应的生产商于是也只关注拿到补贴，而不关注汽车后续运行的性能。
此外，林程认为，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过程中，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自身职能要有清晰的界定，不能越位、过多干预，也不能缺位，放松监管。发展战略新兴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