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西山煤电集团官地矿考察。
2011年5月，受四万亿强刺激拉动，山西吨煤综合售价达到历史高点656元，南关煤业生产的优质焦煤价格更高，达1264元(含税价为1480元)。但是，其后煤价一路下行，2013年，南关煤业开始亏损。赵鸿明证实，南关煤业当下的资产负债率高达180%，企业已不能“自主呼吸”。
国企体制下，子公司不能自主呼吸，母公司极少做“减法”，而是把包袱接过去。南关煤业财务部负责人表示，尽管公司资产仅为11亿元，但已经向集团借款15亿元之巨。另外，2014年煤价腰斩之后，余家沟矿做了“减法”，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使生产和生活区分开，矿上不再包办职工及其家属(含退休职工及其家属)总计1.6万人的吃喝拉撒睡。问题是，南关煤业甩出的“包袱”，被上级单位、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全员接收，城头变幻大王旗，大锅饭只是更名而已。
整个集团一盘棋，以丰补歉，是山西煤钢国企长期以来的手法。1月5日上午，《财经》记者随李克强总理前往历史悠久的山西焦煤西山矿业集团官地矿。该矿一位管理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官地矿2015年售出430万吨煤，每吨煤亏损200元，全年亏损8.6亿元。2015年底，矿上开会，保证2016年可以开6个-8个月的工资，也就是说，井下产煤工人每月6000元-8000元的工资(井上工人工资仅为2000元左右)，需要打对折。“现在是好矿井养着我们，官地矿光景好的时候，也是这样养着兄弟矿井。”
延续数十年的大锅饭体制，在相当程度上固化了煤钢国企职工的思维。一位煤企中层管理者表示，他将刚刚大学毕业的90后儿子安排进了自己所处的矿井工作。面对收入预期的质疑，这位中层管理者回应道：这是国家正式工。
据《财经》记者了解，近些年来，煤价高涨时期，一些煤炭国企收购了一些火电厂，如今也被用来以丰补歉。尽管煤炭集团下属火电厂职工对比电力行业工资后牢骚满腹，但不得不和集团一起吃大锅饭。
南关煤业管理层多位人士承认，无法自主呼吸的南关煤业，名为子公司，实则沦为集团的生产车间，产煤由集团统一销售，经营性资金(每月40万元)、工资、社保、税款也统一由集团拨付。其中，从去年夏天开始，社保开始缓缴，集团安抚南关煤业说，2016年下半年价格如果好转，会有新安排。
问题是，价格崩塌之势仍在持续，集团也开始变得无力。山西焦煤财务总监王为民告诉《财经》记者，2015年集团总现金流(总现金流=经营性现金流+投资现金流+融资现金流)为正，但经营性现金流已经为负，约10亿元。南关煤业财务部负责人表示，最近三个月来，南关煤业每月40万元的经营性资金已经断炊。
多位山西业内人士透露，几近绝望的形势下，一些煤企宁可亏损，也要拼命挖煤。一家大型金融机构专司煤炭业务的高管表示，和其他工业企业不同，煤炭企业前期投资大，投产后则是“挖一锹煤就有一锹的现金流”。
这一绝望之举，令产能更为过剩。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统计，全国煤炭需求仅为40亿吨，但产能高达50亿吨。业内人士估计，如果加上这种拼命挖掘的产能和漏统的产能，全国煤炭产能约在53.7亿吨。山西一家大型煤企董事长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不得不去收购拼命挖煤的企业，以求稳定煤炭价格。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表示，一条路是减员增效，轻装上阵，转型升级;另一条路是负重前行，恶性循环。他表示，过去数年间，山西煤企一直在第二条路、也就是泥潭中越陷越深。
拥有数百亿煤炭企业股权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也开始担忧。从2012年起，这家从不良资产处置起家的央企开始密切关注其参股煤企的情况。28家参股企业中，信达选取了17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展开统计：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2%，最高达85%;金融负债总额7000亿元，2015年1月-9月财务费用215亿元。14家亏损，13家现金流难以覆盖银行利息，6家经营性现金流为负。
信达股权交易部总经理酒正超解释说，现金流分三种情况：一、还本付息无问题，健康;二、还不了本，付息没问题，银行借新还旧;三、现金流难以覆盖利息，煤企之后举借更大债务，也就是庞氏融资。17家企业中，13家进入庞氏融资范畴，“我们作为股东，非常担心”。
信达担心如果行业价格没有扭转，国家政策没有到位，一两家大企业崩盘，就会引发金融系统全面抽贷，系统性风险就会变为现实。
这一风险，从山西省长李小鹏1月4日在前述座谈会上的汇报中可见一斑：2015年11月，全省吨煤综合售价降至226元，同比下跌108元，下降32.4%，与2011年高点相比，下跌430元，下降65.6%，企业库存居高不下、应收账款增加、负债率高企。
座谈会上，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第一个发言，他痛陈2011年以来煤价的断崖式下跌，“2015年11月又比10月每吨下降17.97元，全省煤炭产量9.76亿吨，大数10亿吨，煤价下降10元，全省100多亿元就没有了”。从2011年5月至2015年11月，山西煤炭每吨下降了430.1元。
错失良机
回溯过往，无论是山西焦煤等五大山西煤企，还是山西政府，均曾遇到减员增效良机，但计划体制的惯性，却让这些良机一一错过。
2003年，有着悠久历史的南关煤矿资源枯竭，资不抵债，不得不政策性破产。破产之后，负债不必再理会，手头又多出了一大笔职工安置资金，本是南关煤矿退出市场的良机，但是，汾西矿业集团选择了疑似破产逃债的另一条路。
2005年2月26日，汾西矿业集团紫金煤业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新勘探出的余家沟矿井井田面积38.67平方公里，地质储量7077万吨，矿井核定生产能力140万吨/年，煤种为1/3焦煤，污染少、热量高。公司在2012年3月，被国土资源部授予国家级绿色矿山称号。
直到2014年10月，由于采矿证无法更换，不得不改回“南关”这一名字。为与政策性破产的南关煤矿有所“区别”，公司改称“南关煤业”。
《财经》记者了解到，南关煤业成立11年来，资产负债率从未低于110%。
计划体制惯性远不止此。1999年，国企三年解困接近尾声，大量国企拖欠债务导致的天量银行坏账被剥离，新成立的专司不良资产处置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手。其中，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为处置煤企不良资产的主力。
彼时，诸多山西煤企无力偿还银行贷款，信达接手之后，与山西、安徽、河北等省政府达成一致：债转股。将信达在各煤企的股权相加，信达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煤老板”。若以2000年-2001年的谈判价格执行当时的债转股方案，信达也将成为山西各大煤企的控股股东。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股权交易部总经理酒正超表示，当时国家有明确政策，剥离债转股煤企的社会性负担，但是，只有极少数企业的社会剥离到了位。
那一轮煤企社会性负担的剥离工作进展受阻，除了国企不愿减员增效，还与宏观经济转暖直接相关。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工厂的产能开始加速释放，煤价不断上扬，全国各地债转股煤企乃至地方政府觉得利益受损，认为以2000年-2001年的低价债转股，是信达占了便宜。因此，安徽、河北、山西等方面没有与信达就部分债转股公司的注册达成一致。
问题是，从1999年起，由于债务已经转为股权，相关煤企已经不再支付相应债务利息，节省了巨额财务费用;反观信达，则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
地方政府同时向中央政府展开斡旋，希望中央政府允许地方以采矿权作价补充资本金，获得首肯。2005年5月9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实施债转股过程中采矿权价款处置问题的函》(财办建[2005]69号)明确：国有企业采矿权价款如经特别批准转增为国家资本金，转增的资本金由现采矿权持有人的国有出资人持有。仅以山西为例，2005年，在延宕六年之后，山西方面与信达终于签署债转股协议，获得采矿权注入的山西煤企成功夺回“控股权”，信达在多家煤企降为“二股东”。
彼时，煤价仍在加速上行，山西焦煤西山矿业集团一位人士以暴利形容当时的状况，而剥离社会性负担、减员增效之说，更加无人提起。这一情形，并非山西所独有。山东省长郭树清在前述座谈会上谈到，前些年，在市场行情好的情况下，我省大多数钢铁、煤炭企业没有抓住有利时机进行产品、技术、工艺等方面转型升级，已然习惯于过去的路径依赖，上项目、扩规模，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以至于陷入产品雷同、市场销路不畅的困境。
2005年之后，由于国家出台新的采矿权有偿使用政策，造成山西等方面煤炭国企的出资虚置，2005年达成的债转股协议始终未能实质落地。此番李克强视察山西期间，山西方面亦曾当面向某中央部委领导争取政策性支持。只是，时光荏苒，原本应该剥离的社会性负担，已经以更沉重的方式袭来。
“如果当时剥离了不合理的社会性负担，煤企轻装上阵，在资本市场上的估值自会不同。即使煤价暴跌，也不会有今日之困难。”中信信托人士说。
除了疑似假破产真逃债、债转股打擂台，山西方面2009年主导的煤炭行业“国进民退”，也埋下了造成今日困局的因子。
2009年前的数年，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社会舆论颇多不满。考虑到小煤矿安全生产投资不足，山西省政府命令山西焦煤等五大国资煤企，分区域收购安全生产不力的矿井。除了部分规模较大、设备先进、安全生产得力的民资矿井，其他矿井被大规模并购，引发舆论哗然。2010年初，时任山西省副省长陈川平(后因腐败落马)亲自赴京，向包括《财经》在内的媒体解释所谓“国进民退”的初衷与成果。
事后看来，彼时不情愿的民资恰在高位退出，而国资在高位接盘。本来社会性负担就很沉重的国企，平添新包袱。
2016年1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在汇报时表示，尽管产能过剩，但内蒙古过剩产能的企业中，基本为民企，它们也不找政府要什么支持，内蒙古不存在这方面的压力。
内蒙古一家民营钢企财务总监告诉《财经》记者，在去年初减员四分之一之后，今年初企业再行减员三分之一，总成本也同比下降了30%。期间，企业无需政府补贴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