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排放、建设粉尘和汽车尾气是形成大气雾霾的三大主要来源。蓝皮书认为，河北治理大气污染应以这三项为重点，实施责任攻坚工程，把住出口关，力争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增大环境监管渠道，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环境监督，提高空气质量的监测精度，防治夜间隐蔽处偷排，及时掌握和控制排放源。
蓝皮书同时建议，河北尽快完成全省生态功能红线划定计划，明确生态功能区生态边界，以此为根据，依据国家生态补偿的有关政策，对生态功能区实施切实的生态补偿。省市生态补偿应纳入政府当年财政预算，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使生态补偿制度化、常规化。制定生态补偿资金分配使用管理办法，科学划定生态修复和生活补贴支出比例。依托京津冀协同治理环境的有利时机，与北京、天津签订生态补偿框架意见，分区域、分专项实施生态补偿，京津冀共同承担京津冀区域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的战略任务。
数量众多、幅度广大的生态环境支撑区是保障京津冀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条件。但目前，这些生态环境支撑区保护乏力，资金缺乏。蓝皮书说，建设好生态环境支撑区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京津冀三地政府需要把支撑区建设纳入“十三五”规划，并列入每年的财政预算，确定比例，保障每年均有所增长，力争“十三五”期间完成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依靠实力强、技术精的公司承担生态环境支撑区的建设任务。
京津冀人才呈现断崖式落差
研究发现，承接北京市人口疏解，给河北省生态环境承载体系带来巨大挑战。蓝皮书称，河北水资源极度短缺，地下水严重超采，地表水利用率过高，人均水资源长期低于全国人均水平，大气及水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生态环境质量依然非常脆弱。在这种资源环境背景下，要承接大量京津人口疏解，对人口承载、能源承载、土地承载、水资源承载等生态环境承载力来说，必然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和重大的威胁。
蓝皮书说，在当今中国，行政资源的质量和数量是决定一个城市或区域其他资源配置能力的核心要素。从京津冀三地来看，北京作为国家首都，行政资源处于最优水平，故配置其他资源的能力也处最优状态。天津要次于北京，不过作为四大直辖市之一，其资源配置能力要优于河北。经过较长一个时期，由于京津冀行政资源水平不同，三地在人才分布的质量和数量方面，也呈现极度不均衡的状态。
研究显示，北京作为首都，汇聚了各种优质资源。在这些资源的吸引下，各类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扎堆现象也应运而生。2014年，北京市共有89所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59.5万人，有56所普通高校和80个科研机构培养研究生，在学研究生27.4万人，成人本专科在校生23.8万人。在高层次领军人才方面，全国2000多位两院院士，北京市一个城市就占了1/3左右。
同样，2014年，天津共有普通高校55所，在校研究生5.14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50.58万人，成人高校招生3.42万人。在高层次领军人才方面，天津市共有两院院士37人，还不如清华大学一所学校两院院士人数多。
再看河北的情况。2014年，全省有普通高等学校118所，在校本专科学生116.4万人，在学研究生3.9万人。在高层次领军人才方面，河北现有两院院士6人，不足天津市的一个零头，与北京相比差距更大。
蓝皮书称，从教育、科研两类人才所做的简单对比，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在中高层次人才数量方面，呈现倒金字塔结构。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京津冀三地高层次人才质量和数量呈现断崖式落差，根本原因是行政权力在教育、科研、人才等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此外，河北“十三五”脱贫也面临巨大压力。河北省扶贫办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按照国家新一轮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的标准，截至2015年9月，河北省尚有62个国家级、省级贫困县，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36%;贫困人口近485.5万，贫困人口占全省乡村人口总数的近8.8%。
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燕山—太行山片区、黑龙港流域和环首都地区，这些地区生存基础薄弱，整体发展水平滞后，全省62个贫困县中有58个属于限制开发区域，发展难、增收难，涉及基本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因自然灾害和疾病重返贫困的问题尤为突出，是河北反贫困中最难攻克的阵地，是如期完成2020年全面脱贫同步实现小康目标的一大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