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反映在放开竞争性环节电价之前，政府执行煤电联动政策的意愿。
煤电联动政策始于2004年底。但遗憾的是，过去多年来此项政策未能获得实质性实施。2012年国家对该政策进行了完善，将煤炭计价周期调整为1年，计算煤价涨跌的时点为每年的1月1日。2013年10月、2014年9月和2015年4月，上网电价曾三度下调，但每次调价政策出台并未明确提出降价是执行煤电联动政策。
2015年发布的电力体制改革文件规定，在放开竞争性环节电价，未形成真正的市场化电价之前，上网电价仍执行标杆电价体系，而通过标杆电价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核心和抓手还是执行煤电联动政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包括启动的时间点、价格调整的依据等。
四是反映政府支持降低碳排放，鼓励清洁能源利用的意愿，体现环境治理成本公平分摊原则。
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一次能源以煤为主、电力生产以火电为主的格局将长期存在，我国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兑现减排承诺，在天然气、风能等其他清洁能源占比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的前提下，煤炭的清洁化利用成为关键问题。而煤炭清洁发展的路径之一就是基于超低排放的燃煤发电。为此，2015年12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2020年前对燃煤机组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使所有现役电厂每千瓦时平均煤耗低于310克、新建电厂平均煤耗低于300克，对落后产能和不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坚决淘汰关停。并要求对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加大政策激励，中央地方予以政策扶持，加大优惠信贷融资支持，财政专项资金向节能减排效果好省份适度倾斜。此次政府部门及时出台超低排放电价补贴政策，使部分超前的电厂受惠，表明了国家鼓励燃煤电厂加快推进超低排放改造的坚决态度和意愿。除中央政府外，山东、山西、河北等省份也陆续出台地方版的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相关政策和规定，有的省还提出了比国家标准更为严格的要求。
在此大背景下，燃煤电厂出于谋求自身生存，以及获得新项目审批等种种内在需要的驱动，也已经开始纷纷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当然，这种改造需要投资，在带给社会巨大环境收益的同时，也会增加燃煤电厂自身的成本。据测算，从全国范围来看，超低排放改造之后的总成本加上运维和财务费用，大约在两分钱左右，高的甚至能到3分钱。因此，此次补贴电价将部分缓解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充分体现环境治理成本公平分摊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