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经济学人》于2014年所解释的那样，低价格的可再生能源蚕食了天然气市场，倒逼公用事业公司退而利用燃煤来提供能源，而燃烧煤炭的排碳量比燃烧天然气更大。
北欧地区的成功经验之一：排碳税
Boersma认为，在减排政策方面，还是要向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以及挪威学习，“挪威人做得很好的一点是，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征收‘排碳税’，一开始很少，不过这也对整个行业和投资者形成一种暗示，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笔税款将会越来越高，”这样，利益相关者也就有了准备的时间。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政策可能就是一个经典的反例，” Boersma说，而他自己祖国荷兰也是同样的情形。两国的共同点是，都是先尝试了一种政策，然后放弃再转向另一种。“很不幸，在发达国家当中，有很多国家的政策都是像这样变来变去，”他解释道，“这对吸引投资来说非常不利，投资者会因为不稳定而不敢投资，因此政策的长期稳定和可预测性是很关键的。”
北欧一些国家在变革能源市场方面的成功经验是很值得参考的。根据去年由清洁技术集团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发布的“全球清洁技术创新指数”，芬兰、瑞典、丹麦和挪威都名列前15位。不过还有一种有意思的可能性是，考虑到北欧在能源市场变革领域的先驱地位和地区内国家之间的相似性，整个北欧地区可以作为气候政策的一个实验田。因此，可以说，参考北欧某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是目前一个国家在能源市场变革领域最可行的实验。
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Ben Armstrong，以及纽约州州长Andrew Cuomo的能源顾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员Varun Sivaram，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他们也提到了丹麦和瑞典，并认为，除了丹麦“在清洁技术领域比瑞典更胜一筹”外，两者是有很多共同点的。
他们在文中写道，就气候变化的问题，针对丹麦人和瑞典人的调查结果非常相似(也就意味着两国人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是差不多的)，而他们的政府在碳减排方面制定的计划也非常相似。Armstrong和 Sivaram认为，既然如此，那么找到两个国家存在分歧的地方，也就可以知道如何去促进清洁技术创新。
Armstrong和Sivaram准备在今后的文章中提出他们有关分歧带来灵感的理论，但Sivaram在邮件中说，他们觉得主要需要关注的问题倒不是扰乱新市场的企业，而是那些老牌的丹麦企业，在适应高校利用能源的新技术的同时，他们对经济滞缓和70年代的能源危机是怎样做出反应的。当时丹麦政府环境政策很可能在变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以色列的高科技生态和中美两国的实验田
不过，新能源政策的制定不止可以参考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以色列这个国家也很有意思，”Sivaram说，同时指出以色列在“全球清洁技术创新指数”上是排名第一的国家。“以色列有非常成功的高科技生态系统，而且由于资源的限制，它本身就很有必要发展清洁技术。”用清洁能源报告中的原话来说，以色列“以大批高科技企业吸引了国内外的投资者，因此得以弥补自身市场局限、地区政治问题敏感以及水资源匮乏等不足”。
另外，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的负责人Sarah Ladislaw，这一领域一些最大胆的政策试验，倒是在在中国和美国这样被当作反面教材典型的国家施行的。
中国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Ladislaw说，“一方面，他们的煤炭和石油储备量很大，但另一方面，在过去几年中，他们可持续能源储备的增量也比其它国家领先。他们几乎是单枪匹马地降低了太阳能能源的成本，因为他们的太阳能供量增长确实很大，而提供的补贴yeshiva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