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国单位GDP能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近2.5倍，亚太地区平均水平的2倍。以重工业化为特征的经济结构以及粗放的发展方式给中国的绿色增长带来了根源性障碍，要在短期内扭转这种形势存在极大难度。
报告称，“十三五”我国环境承载力仍将处于严重超载阶段。以大气污染物为例，按照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测算的全国SO2、NOX最大允许排放量(即全国333个地级城市PM2.5年均浓度全部达标情景下的大气环境容量)分别为1363万吨和1258万吨。而2014年这两项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分别超过环境容量的45%和65%。可以预见的是，即使“十三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叠加总量达到峰值并迅速下降，中国仍将处于环境承载力的严重超载阶段，环境质量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全面改善。
绿色增长的攻坚期
环保部政研中心战略部主任俞海介绍，绿色增长的判断标准包括相对和绝对两种导向。相对绿色增长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等强度性或程度性指标同样有所改进，但资源能源消耗总量、生态环境质量等并未得到绝对改善。绝对绿色增长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仅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等强度性或程度性指标有所改善，而且资源能源消耗总量得到下降、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城乡和区域得到包容平衡发展。
俞海认为，“十三五”期间，相对绿色增长的大部分指标可以达到既定目标，但并不意味着达到较高水平，同时，也并不意味着绝对绿色增长也将取得积极进展。
研究发现，我国当前并没有形成绿色增长的系统指标和目标。不同地区绿色增长的各项指标表现参差不齐，不同地区的绿色增长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很难就全国的绿色增长做出综合判断。
“全面的环境质量改善是中国实现绿色增长目标的最大短板和重大挑战。”报告认为，“十三五”期间是实现绝对绿色增长面临巨大挑战和压力，是实现绿色增长的攻坚期，需要通过能源资源效率提升和总量控制，双管齐下推动绿色增长。
报告建议，在整体层面，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能源资源要素在产业间的合理流动及产业内部的优化配置。避免能源和资源要素从第三产业向第二产业反向流动，促进能源和资源要素由第一和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尤其是消费领域。
在部门层面，能源部门需提升能源生产率和能源清洁利用水平;农业部门改进化肥施用方式和畜禽养殖模式，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生态农业发展;工业部门强化重点行业的过剩产能控制和节能减排，促进工业结构调整和绿色转型，推动传统制造业的绿色化改造和技术创新;第三方服务机构制定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行动计划，在重点行业建设环保产业示范工程;消费部门采取措施激励绿色采购、绿色交通、绿色建筑和绿色能源的消费需求;贸易部门提升关键行业的资源环境效率，加快贸易结构的绿色调整。
与此同时，在地方层面，在高要素投入、高要素生产率地区，如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进一步促进能源资源的集约和节约利用，有效控制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总量;在低要素投入、高要素生产率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有效资源流向绿色、高效领域，率先形成绿色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报告认为，“十三五”期间，中国需要在结构、区域和部门层面明确实施路径。各级政府应当由过去的直接参与推动行业、企业的绿色增长，转向更多地的为区域、部门和行业绿色增长创造更好的制度和创新环境，运用约束和激励手段为“十三五”绿色增长提供保障，并为未来更长时期的绿色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报告提出的主要保障措施包括以绿色增长引领“十三五”规划、完善促进绿色增长的市场价格机制、建立有利于绿色增长的金融体系、建立绿色化的财政税收体系、建立全球绿色价值链和贸易政策框架、强化环境治理对绿色增长的倒逼机制、建立面向绿色增长的科技创新体系、构建支持绿色增长的人力资本和信息能力、完善绿色城镇化的配套政策、完善新能源和环保产业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