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现实考虑，虽然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石油进口量明显增加，今年前7个月，我国原油进口量更攀升至1.94亿吨的历史新高，成品油进口量也增长了6%，有了一定的战略石油储备。但若按2013年中国日均消耗原油139万吨计算，我国目前的战略原油储备只够使用8.9天，加上商业原油储备可用13.8天，全国原油储备静态能力总共只有22.7天，距离国际能源署设定的90天储备能力标准还相差甚远。这将真正威胁到国家能源(石油)安全。
因此，目前不应过分担心石油对外依存度增高的问题，而应抓住国际油价相对低位、国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我国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有利时机，在搞好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的同时，进一步放开原油进口管制，鼓励民营企业进口并储存原油，形成多层次的石油存储体系，以确保国内石油市场稳定供应，大幅提升我国能源安全水平。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应暂缓发展煤化工尤其现代煤化工?
金涌：抓住有利时机进口油气资源、促进国内石油化工和天然气化工发展并提升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与发展现代煤化工并不矛盾，也不等于要暂缓现代煤化工发展。相反，应继续支持煤化工相关技术研究、建好示范项目。
绝不可妄想取代石油化工与其争夺市场
记者：那您认为该怎样发展煤化工呢?
金涌：发展煤化工要有大视野、新理念，开拓视野，多渠道发展。
所谓大视野，就是用战略眼光看待煤化工尤其现代煤化工，这其中必须明确两个概念：
一是无论传统煤化工还是现代煤化工，都是中国为适应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的无奈之举。在全球尚处于油气时代的背景下，煤化工只能是石油天然气化工的补充，绝不可妄想取代石油化工或与其争夺市场。那样既不利于现代煤化工发展，也不利于油气化工发展，还会带来巨大的环境生态问题、重复建设和投资浪费。
二要清醒认识所谓中国富煤，只是相对于油气资源而言的，并不是说煤炭资源多得用不完。事实上，中国人均煤炭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容不得肆意开发和浪费，必须倍加珍惜煤炭资源，管好煤、用好煤，科学合理地规划包括现代煤化工在内的煤炭各种利用方式和途径。
最后，应该看到：我国交通能源缺口3至4亿吨石油，如果全部都依靠煤制油来补足，无论从二氧化碳排放、煤和水资源消耗、投资等方面都是难以承担的，煤化工只能向高端材料制造方面发展。
有了上述认识，就能够着眼长远，更加关注煤化工技术进步与储备技术的先进可靠性，而非急于扩大现代煤化工规模;就能够用全球视野看待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即只要中国有能力方便地进口油气资源，就应尽量进口，并控制包括现代煤化工在内的所有用煤规模;就不会再报怨国家煤化工政策忽冷忽热，而应扎实细致地做好发展现代煤化工的基础工作，为行业未来发展做好准备。
所谓新理念，即不能人为局限于传统煤化工和现代煤化工，而应把凡是以煤为原料转换为其他产品的过程都叫煤化工。这其中既包括传统煤化工和现代煤化工，也包括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IGCC)，多联产，超超临界发电，还包括炭素材料、炭纤维，以及炭素材料、炭纤维衍生品和下游领域。比如纳米碳管、石墨烯、新能源汽车领域用的蓄电池等，都与煤化工产品有关。
认识上的这种转变，使我们从煤制化学品这一狭窄的领域扩大到航空航天、军工、船舶、核工业、新能源汽车、高效清洁发电、城市热电联供等更广阔领域，拓展煤化工发展空间，更有利于打破传统行业分割，为煤化工与相关行业跨界耦合多联产扫清认识上的障碍，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谨慎发展煤制气，严格限制煤制油
记者：请您详细谈谈对现代煤化工的看法和建议。
金涌：发展现代煤化工要以煤炭清洁高效转化为目标，以燃料向原料转变为重点，以煤炭分质分级利用为方向。规模化发展煤制烯烃、煤制芳烃和煤制乙二醇，谨慎发展煤制气，严格限制煤制油。
这是因为，相比石油和天然气，现有技术条件下，煤炭再怎么转化，都没有石油天然气化工更清洁、更节能，必须瞄准能够使煤炭高效清洁转化的前沿技术进行联合攻关，才能最终打破制约煤化工健康发展的环境影响大、能耗高这一瓶颈问题，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而从几大现代煤化工产品市场供需格局看，中国烯烃年缺口达上千万吨，芳烃及乙二醇缺口也均在数百万吨，巨大的需求和供需缺口，使这些产品暂无产能过剩之虞。且与石油路径相比，即便在目前较低的油价情况下，煤制烯烃、芳烃、乙二醇与石脑油路线相比仍然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具备规模化发展的条件。
煤制油则不然。按热值计算，1吨油比1吨标煤高30%。但以目前的工艺技术，4～5吨煤才能生产1吨油品，无论经济效益、能量转换效率都较低。加之生产过程还要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如果“十三五”期间开征碳税，同时严格加征燃油消费税，在油价中短期仍将低位运行的情况下，煤制油项目将很难盈利。因此，不能再扩大煤制油规模，而应将其作为战略性技术储备，搞几套工业化示范试验装置，由国家给予一定补贴，养着这些项目，支持其技术优化升级，以备特殊情况(比如战争)发生时，能够迅速形成应有的规模，保障国家战略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