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五年规划期间通过调整GDP增长结构实现比较困难，但如果出于更为长期的考虑，调整GDP增长结构则是大幅度降低GDP能耗的必由之路。从比较优势角度看，中国应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耗能产业。比如说发展服务行业，这与学界中国经济增长应从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型转变的呼声一致，但是，服务行业发展与居民消费相关，居民过高的储蓄率(超过40%)在某种意义上是强迫性的，对普通民众来说，如果住房教育医疗费用高不可及，不储蓄如何应付?因此，社会安全保障也是调整增长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能源价格对单位GDP能耗有两方面影响：一是产出效应，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能源价格上升会使需求减少。二是替代效应，如果能源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变得更贵，生产者会寻求替代或选择能效更高的技术，从而促使能源强度下降。因此提高能源价格是抑制高耗能产业、促进节能和降低能源强度的最有效手段。但是，能源作为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既是生活资料也是生产资料，因此能源价格非常敏感，既影响经济发展也影响社会和谐。政府能源价格问题上常常左右而顾之，举棋不定，从而影响能源价格改革进程和进度，在低能源价格政策和能源市场缺位的情况下，节能措施效果会被打折扣。
提高系统性能源效率
进一步节能需要提高系统性能源效率。我国能源要素市场普遍存在扭曲，市场化改革滞后于其他产品的市场化进程。理论上讲，能源要素市场扭曲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能源价格扭曲会对粗放增长模式产生锁定效应，压低能源价格会使本应被淘汰的下游落后产能仍然有利可图。低能源成本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增加能源投入来获得利润，从而抑制了企业通过研发和技术投资进行节能减排的动力。所以能源要素市场扭曲阻碍了产业的升级及转型，进而影响能源效率的提升。
其次，能源资源属于国有，地方政府掌握了能源资源的初始分配权，在监管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容易滋生企业的寻租行为。意味着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生产要素，政治关联带来的额外收益会抑制企业自身能力建设，有关联的企业生产效率往往会低于没有关联的企业。要素市场的扭曲违背了市场优先将资源分配给效率高的企业的原则，使得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再者，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倾向于将要素优先配给本地企业，并对其他地区的企业实行歧视，这不利于地区间生产的分工。此外，地区间要素市场化的不同步，导致地区能源效率差异，要素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已经付出巨大的能源和环境代价。因此，要素市场扭曲是进一步节能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需要换一个角度思考节能减排政策。相比“十一五”期间的行政手段为主的节能减排措施，今后政府需要通过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扭曲，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支持系统性能源效率提高。特别当“十二五”期间政府关闭落后产能等行政措施的节能减排空间减小情况下，只有系统性考虑能源效率问题，才能有效地激发节能潜力，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政策选择
今年6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提出了能源革命的概念,包括“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对中国未来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对节能减排也具有重大意义。
在工业结构一定的情况下，能源强度可以通过供给和需求两侧的节能来降低，节能可以是能源消费和生产革命的成果。中国城市化进程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在城市化进程中，提供能效更高的住房和交通设施，将有利于减少未来的能源消耗。按照国际最好水平提高和加强建筑设计和能效标准方面，政府可以起主导作用，将住房和公共交通能源效率纳入到城市建设规划中，这是节能减排的一个很有前景的领域。政府在节能领域大有作为：比如，鼓励提高能源效率，制定和实施严格的工业标准、建筑标准和污染标准，以及加强监管和实施机制。除了政策支持，还需要有反映在运行成本中的，具有财务意义的罚与奖。建立一个能使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机制，严格执行环境标准，让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在法律上和财务上真正负责任。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说明，有效的节能减排措施需要与企业和个人的财务相联系。
在能源消费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环境污染可以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实现。利用清洁能源技术和开发清洁能源来解决。大面积雾霾最主要的原因是巨大的煤炭消费量，大规模进行煤炭替代，从技术上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困难主要是如何进行成本替代，使清洁能源具有与煤炭价格竞争力还比较困难。众多的用煤基础设施，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相当长时间内很困难。由于我国石油、天然气、水电储量有限，但是中国有巨大的清洁能源的潜力，包括核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而清洁能源的潜力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因此，减排也是技术改革的结果。
有效的节能有赖于提高能源环境意识。这个指所有的人，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但非常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能源和环境意识，以及他们对能源危机和环境保护措施的理解。温饱已经不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主要问题，贫困不应该还是推迟环境保护的借口。“先经济发展后环境保护”的观点在一些地方仍然盛行，表现在地方政府的GDP目标明确，能源强度和环境保护目标和措施模糊，现实中追求GDP而轻视环境的案例很多，应当实行节能责任制和问责制，有效的节能必须与政府官员的升迁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