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结构中的可再生能源角色——从几个争论谈起

          那么，绕了这么大圈子，应该如何理解我国能源结构的演进以及可再生能源的角色呢?在笔者的观点里，起码有几点是可以明确的：
          第一、不存在最优“能源结构”的客观标准
          见诸各种报刊与文件中，“优化能源结构”的提法非常多。但这实在是一句不那么准确的话。一个结构朝向哪个方向是“优化”的，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也并不存在客观的标准。能源结构的形成，是资源、历史依赖、技术、政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存在“最优”。问题的关键是：形成这样的能源结构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各种扭曲，影响了合理结构的形成。比如在内蒙古的某些地区，其煤炭资源的丰富程度使得煤炭的竞争力极强，高耗能产业应该是当地最大的比较优势，哪怕能源效率低一点，但是其巨大的成本优势，使得其生产的产品仍将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其产品与投入能源间巨大的差价，也使得其解决高耗能的负面影响(特别涉及到环保与水使用)变得更容易。这种情况下，如果行政干预非要煤炭比重下降，这肯定不是“优化”的方向。相反，中国过去煤炭的价格计划性人为压低，在中东部煤炭并不丰富的地区都形成了高度依赖煤炭的能源结构，这是否属于扭曲的“能源结构”也是值得探讨的。
第二、可再生是主体还是化石能源是主体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问题
        如果可再生能源的份额代表其地位，那么可再生的地位存在任意多的可能性。一旦要减少煤炭，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煤了”，而一旦增加可再生能源，就意味着“可再生能源是主体”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并不符合能源结构连续变化的实际。二者的变化是此消彼长，连续变化的。
          第三、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增加是大方向
         发达国家如此，我国也不会例外。而目前我国已经确定了“十二五”期间能源强度、非化石能源比重以及碳排放强度目标，并且印发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所有这些能源环境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可再生能源供给侧的贡献。所以，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增加，是个大方向，问题的关键是其发展的节奏有多快，在多大程度何种节奏上可以替代传统化石能源。这同时也是能源系统转型的过程。 
       在目前的现状下，整体上可再生能源占据较大份额(比如1/2以上)还比较难以想象，但是部分地区率先建成某些时段的纯可再生能源系统是完全看得见的。比如云南的水电系统、辽宁的非化石系统(核电、风电)，内蒙古部分小地区的风光系统。这些区域具有可再生能源的先天优势，如果建立了电力市场，这些地区的化石能源会完全沦为备用，直至淘汰。当然，必须强调，这里必须限定时间(某些时段)与空间尺度(部分地区)，并不意味着更大地理尺度上的完全可再生。
         第四、可再生短期是增加成本的，但这仅是财务成本
         可再生能源目标的扩大意味着额外的发电增量成本、基础设施配套成本，但是这一成本的上升是连续渐进的，连续的，并且这仅仅是财务成本。在中长期的讨论中，这一成本的讨论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方面，成本有随着研发、技术进步而大幅下降，从而增强竞争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现实中化石能源存在的安全、环境、可靠性等外部性影响也意味着相对其财务成本更大的“隐形成本”。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收益，从全社会与动态的角度，一定是高于其成本的。
          更有极端者，比如欧洲的一些发展经济学专业的“书呆子”，思考自然的本源价值(而非可供人类使用的“工具价值”)，为了保持自然完全可以放弃经济增长。他们对于人的福利的思考完全是哲学式的。
让我以他们的一连串的排比结束这篇文章吧。
          经济增长(growth)不等于经济发展(development，因此我们都可以不要增长了，degrowth)，经济发展不等于人类福利(welfare)，人类福利不等于人类的幸福感(happiness，美国的一个研究通过测度幸福感的指标，发现美国人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GDP增长而变化)，人类的幸福感不等于人类价值(value)，人类的价值不等于音乐，而音乐恰恰是最美好的(这最后的属于调侃了)。
         【无所不能特约作者，张树伟，能源经济学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卓尔德(北京)环境研究与咨询中心首席能源经济师，此前多年供职于中国电力行业、IEA等能源咨询与决策支撑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