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可分为三类：公益性、商业性、介乎两者
记者：此前，就宏观而言，国企改革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对国资和国企做战略性重组，破除行政垄断;国企应主要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一般竞争性行业真正退出来。时至今日，应该说，对这个改革方向坚持得不够，甚至有段时间出现“国进民退”现象。当前和今后，应如何继续做好对国资和国企的分类改革?
张卓元：今后，要很好界定各类国有资本的职能，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公益性，还有一类是商业性或收益性，第三类是介乎两者或者两者兼有的。公益性资本主要投资于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普遍服务等;收益性资本主要投资于重要竞争性产业和技术创新等领域，包括投资于引领科技进步、具有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
与上述资本职能相适应，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分别制定不同类公司对各个企业的出资和投资方式，确定其经营目标和考核体系。比如，对于公益性资本，运营公司就不能以资本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而应当着重在成本控制、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出要求。
同时，要借鉴国内外一些比较成功的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的基本做法和经验。比如，一个是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一个是国内的汇金公司，对于其资本运营和投资控股的一些做法，要结合具体企业及实践，认真研究和借鉴，探索适合不同企业的最佳模式。
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换
记者：中国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时，那双“有形之手”往往会变为“闲不住的手”。要实现国资监管体制的改革，还需要政府自身做出哪些努力和改革呢?
张卓元：推进国企改革首先要求政府转化职能，这是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代替基础性作用，做这种变动，一个现实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进一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主要解决下列问题：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审批过多;政府对市场监管不到位、影响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和健全;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保护环境也不到位或缺位，远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政府没有很好依法打破各种各样的行政垄断甚至采取一些歧视性政策，妨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等。
这就要求政府转型，从越位领域退出，填补和做好原来缺位和不到位的工作，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以便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正如《决定》指出的，“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
可见，要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要推进政府改革，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要从多年来介入过深的经济活动中逐步退出，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同时，加强服务职能，即从无所不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混合所有制怎样“混合”
中国经济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迄今为止，该项改革似乎进展不大，原因可能是一些国企还没有准备好，民企对如何混合心中没底，对混合后的资本安全心有余悸。混合所有制究竟应该如何“混合”?混合所有制改革怎样才能打消民企的疑虑，真正实现多赢?
张卓元：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是《决定》的又一亮点。中国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无论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都增长很快。截至2013年年底，国有工商企业资产累计91万亿元，所有者权益31.8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所有者权益16.5万亿元。2012年私营企业注册资本也达到31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更多，2014年4月已经达到了47万亿元，其中半数以上是定期存款。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味着我们现在不提倡国有企业之间的联合，因为在这之前，很多地方热衷于地方国有企业找中央企业搞联合，而不是跟不同所有制资本联合。所以，国企改革的第一步是公司制改革;第二步，光是公司制改革还不够，还应推动股份制改革;再进一步，光是股份制改革还不行，还应该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今后，要弱化企业的所有制印记，强化市场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