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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我国能源消费“高烧不退” 节能市场潜力巨大

添加时间:2013-09-22 11:02:52 来源:科技日报


  从1970年到2008年,我国人均原材料消费量从占全世界平均水平的31%增长到162%以上。就人均而言,我国已不再是一个资源需求低的国家,需求水平已相当于甚至高于许多工业化国家。陈劭锋提醒注意的是,我国资源的“高消费”要和资源供给模式以及“世界工厂”这一角色联系起来看。

  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经济体是建立在全球资源基础上的。例如,日本把许多物质最密集的产业都转移到了海外,特别是金属矿产和工业矿物的初级采掘业,这就把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也甩到了海外。因此,日本成为亚太地区资源、能源效率最高的国家。

  和老牌工业化国家不同,我国主要通过开采国内资源来满足大部分资源需求。虽然近些年我国对铁矿石、石油等的进口量有所增加,但是依靠自身满足主要资源需求的格局并没有变。这种供给模式能够确保供应的安全性,然而却会使我国面临巨大的、与环境开采和加工相关联的环境压力,同时也将未来资源保障的风险埋在了国内。

  还有一个原因让中国背负了更重的资源环境压力——“世界工厂”。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导致国内很大一部分的资源用来生产其他国家的最终消费品。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总资源量的20%左右,碳足迹的25%左右,都用于生产出口产品。

  “综合这两个方面,我们能够看出,期望中国达到发达国家那样高的资源效率水平是不现实的,发达国家所达到的资源效率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现实标杆。”陈劭锋说。他认为,在全球资源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那条路,中国走不通。继续维持现有的资源利用方式,也不可持续。 
       制度约束所产生的节能减排潜力非常大

  近年来,我国年均gdp增长为9%以上,而资源强度的下降(科技进步)速度约为4%—5%,这就意味着我国资源消耗仍以4%—5%的速度增长。而发达国家两者的速度相近,因此很多国家资源消耗保持相对平稳,甚至略有下降。有鉴于此,要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间保持一种平衡,就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持续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通常与三种因素有关:结构、技术和管理。与此相对应,节能减排也存在结构减排、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三种途径。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台了大量提高资源效率的相关政策,如《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等等。“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环境保护规划还明确设立了节能减排目标。这些政策推动了技术创新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更为重要的是,近些年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从更深的层次上促使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很粗放。在这一前提下,通过管理创新,加强制度约束所产生的节能减排潜力是非常大的。”陈劭锋提出,管理制度是作用在物质基础上,它通过约束人、企业等的行为来实现目标。我国要向管理要效益。

  事实上,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综合性政策,但是与政策相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却不能及时发布。例如,2009年《循环经济促进法》正式出台,但是包含任务和措施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直到2012年才获得通过。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实施细则,《循环经济促进法》在各个地方没法操作。同时,由于缺乏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源,许多得以实施的政策也往往不能及时监测,得不到恰当的评价。

  如果说,过度的资源投入支撑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则更需要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今天的创新投入,其效果将在未来岁月里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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