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指标，各有数据，差异甚大，是因为统计方法的区别，还是另有隐情？从多方核实未果。
环保部一要求匿名的官员指出，过去两桶油的减排，都是自娱自乐式，“重点监控央企从5家变8家后，这些企业被纳入正式、严格的减排考核指标中，问题才真正暴露。”
在2013年5月的通报中，环保部就明确指出包括中石油天然气广西石化分公司、洛阳分公司等15家企业“因脱硫设施不正常运行、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而限期整改。
注：中石油和中石化数字来自其2011年与2012年《社会责任报告》、环保部数字来自2011年、2012年年度全国主要污染物减排情况通报附表。
封闭系统亟待打破
这种自我宣传与监管结论以及公众期待的分裂，几乎贯穿于两桶油的始终。
两桶油亦不时自言苦衷，比如提及减排，中石油亦曾在2013年6月的一篇官方文章中表露过客观困难，一方面，生产经营规模扩大，以及现有生产系统面临调整，企业受到能耗总量逐年增长和单耗指标下降减缓的“双重夹击”。另一方面，关停并转等“看得见摸得着”的节能工作已基本完毕，而剩下的几乎都是“深水区”，“看不见摸不着”的领域。这也多少能解释，“十一五”的中石油可以提前一年达标，在“十二五”开端即遭遇棒喝。
它曾立志将2013年定为减排转折年，但不曾料到，这个转折在一个多月后就到来了。
社会责任报告的自说自话，还是枝节，多位环保人士直言，在很多事关绿色环保的政策决定、项目审批、事故责任乃至环评机制上，石油公司的故步自封，才更具干预和影响力。
与大气污染防治息息相关的油品标准问题，是其中的代表。中国环科院副院长柴发合说，中国的油品标准早已落后多年。按道理，作为国企，社会责任应该放在首位。但令人遗憾的是，“新的柴油车油品标准，两次被迫推迟，他们就是很大的因素。”
中国环科院车用油品排放实验室主任岳欣则见证了油品标准决策过程中，两桶油的影响力，“他们有绝对发言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确定了标准，往往要问两大公司是否能供应。“往往是供不了一句话，就可以推翻原来草拟的标准”。两桶油对外坦陈的最大困难正来自巨额成本的压力，这被批评为，“只考虑企业利益，而不顾环境大局”。
牵涉到行业规划、项目审批和环评审查上，两桶油的影响同样无处不在，即便偶有挫折，也总能得偿所愿。
实际上，“从设定标准，到环境评价，到规划建设，到生产管理，几乎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根本不需要外面的力量。”刚在8月份向环保部举报中石油下属新疆分公司7个项目环评造假的向春说。他所在的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近年来一直从事环评领域的NGO工作。
以云南安宁石化项目为例，这个项目的环评公司虽然来自山东，但正是中石油下属的环评公司，“国家并未禁止他们做自己公司的环评。”向春无奈地说。
这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产物。环保部一位环评官员亦承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块下，央企所在领域内的资源过度地集中，如今早已成为监管两桶油们的负资产。“他完全可以做到自己制定标准，自己审批，自己验收，自己监管。”
这位官员举例说，当年搞青藏铁路项目环评，当时的国家环保局曾想邀请铁道部以外的专家，以确保更为公正可靠，但最后只能放弃，“他们从1950年代就开始研究，积累资料，谁能比得过？”
在这样的机制和格局下，外部的专业监督力量，几乎很难介入并发挥作用。“我们既无法影响决策，连找权威专家论证也很难。”自然之友前总干事李波说。
为了论证不久前云南炼化项目环评报告是否有问题，他曾找过十多位专家，但最终大多数仍是石油系统内部人士。“即使退休，他们也不愿意在结论上署名”。而系统外的专家，则坦言，他们和央企有很多合作的项目和资金来源，同样与之有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