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重掣肘
在陆上，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风电装机大国；但是在海上，中国风电总装机量不过30万千瓦，与欧洲500万千瓦的装机量相距甚远。
海上风电进展迟缓，除了地方政府的态度外，机组技术、电价政策以及并网送出机制等，都对其形成掣肘。
2010年10月，中国海上风电第一期特许权招标结果出炉，第二期招标蓄势待发。彼时，业内普遍认为海上风电会重复陆上风电的辉煌，迅速迎来黄金发展期，但这显然是盲目乐观。
第一期特许权招标中，滨海项目中标价格为0.737元/千瓦时，而鲁能东台项目中标价格仅为0.6235元/千瓦时。“结果极不理性，能源局本希望通过特许权招标过渡，最终确定海上风电的标杆电价，不料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杨校生说。
世界著名风机制造商维斯塔斯相关人士介绍，海上风电的成本约为陆上风电的2倍到3倍，因此需要更高的电价。而中国陆上风电标杆电价最高值为0.61元/千瓦时。各中标电价很难覆盖成本，东台项目还因海域改变导致成本大增，项目搁浅。
电价政策不明朗，严重制约了海上风电发展。今年2月，国家能源局组织海上风电各个利益相关方开会，能源局副局长刘琦要求“研究制定海上风电的标杆电价政策，引导海上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但此后再无下文。
经过一轮装机大跃进后，并网成了中国陆上风电最大的尴尬。但海上风电亦无法顺利摆平这个难题，且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中国海上风电场多为潮间带项目，需要铺设海底电缆，并在陆上安装变压器。这些电缆和变电设备均需进口，价格不菲。“让电网去投资这些输变电设备，根本不可能；若由风电企业承担，海上风电成本还会进一步上升。”一位不愿具名的风电企业高管称。
其进一步表示，电网本身不欢迎间歇性电源，即便风电企业投资了输变电设备，电网亦无热情接纳风电。
中广核发给记者的书面回复中亦称，海底电缆施工难度大，安装建设维护成本高，是企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装备制造水平，更是中国海上风电的短板。龙源如东潮间带示范风场，共安装了国内九个厂家的16台海上实验机组，包括金风、华锐、明阳等名企的产品。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肯定会被扎嘴。”杨校生称，建立试验风场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国产机组到底行不行”。结果运行一段时间下来，小毛病不断涌现。
海上风机停机维修的成本很大，故对其质量要求很高。“不像陆上开着车就去了，出海需申请，如果海风较大，根本没办法维修。”
维斯塔斯相关人士则指出，国内风电开发商亦有待成熟。风机制造商不光是卖设备，还应考虑客户有无相对成熟的海上风电风险管理意识和思路。
这家世界最知名的风机企业，目前在中国没有接任何一单海上风电生意。“我们仍在谈，但总在某些方面无法达成一致。”该相关人士说。
困境何解
上海东大桥，是中国第一个海上风电项目，其项目财政补贴将于今年到期。据称，东大桥项目建成至今盈利主要靠补贴，其业主希望能够将补贴期再延长三年。
这个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献礼工程”，如今在众多业内人士眼里，俨然成为了华锐风电冒进和海上风电“小病不断”的缩影。以此为鉴，其他业主投资海上风电将更加谨慎。
杨校生认为，目前应尽快推出海上风电标杆电价。此前特许权招标报出的低价，不是正常市场行为。有关部门可用听证会的形式，召集国内专家学者和企业人士，在现有海上风电运营数据的基础上，“议一个价格”。之后再根据实际执行情况，做适时调整。
另有多位风电业界人士称，应该由一个行政级别更高的政府部门来统一管理，他们均指国家能源局级别不高、协调能力有限，无法调动海洋、交通、电网、军事等相关部门，因此才会出现海上风电“多头管理、谁也不管”的局面。
在丹麦，海上风电由丹麦能源署统一管理。所有涉及渔业、交通、航运、军事等问题，统一归至能源署解决；能源署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有权要求其他部门给予配合。
针对目前风电建设无法给地方政府带来丰厚利益的问题，有关人士称，可用“配额制”方法，强制想上马化石能源项目的地方，配套上马清洁能源。
不过，亦有政府人士称，正是配额制这种强行摊派方式，导致圈海运动愈演愈烈，近岸风电机组越布越密，造成一系列问题。
南通市海洋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国家强制性要求火电企业必须拥有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这导致对风电场争夺十分激烈，有的投资商不计成本地争夺项目，圈占风力资源好的区域，给周边产业和民生造成了影响。
一些专家追问：现阶段中国需不需要海上风电？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明显放缓，对能源的渴求亦无从前迫切。陆上风电弃风现象已非常严重，更遑论刚刚起步、成本更高的海上风电。
杨校生认为，中国应将能源转型的眼光放长远些。根据欧洲经验，海上风电可以信赖。即便当下能源需求并不迫切，也应提前布局、尽早规划，“而中国海上风电，目前没有正式规划，在什么地方建、发展多大规模、由谁来建，这些都没有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