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怀疑者
作为全球风能理事会的“掌门人”，苏思樵对中国的期望值相当高。在各种诚，他都坚持看好中国风能的发展前景。在接受《能源评论》不久前的专访时，他直言中国虽然总的来说是发展中国家，但在风能领域应该被看做是发达国家。据统计，2012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一，而风电也超过核电，成为仅次于煤电和水电的中国第三大电力供应来源。
2012年年底，全球风能理事会发布年度报告并对下一个五年作了展望。报告认为，尽管经合组织国家关于风能政策的不确定性成为一个变量因素，但中国、印度、巴西以及拉美、非洲和其他亚洲地区共同营造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市场，让风能依然变得可以信赖。
尽管如此，苏思樵也常能看到官方政策中的弊端。他毫不讳言地指出，“风能的前景或许难以预料，而对其顺利发展的最大威胁，却毫无疑问来自于政治家们的多变和难以揣摩。他们是政策制定者。”但他也提醒人们注意，推动风能发展至今的那些问题依然存在，能源安全、价格因素、经济发展、气候变化、水污染、空气污染。即便对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的补贴价格去年达到了每吨110美元之高，风能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仍然表现出相当强劲的竞争力。
对政策的不信任，几乎是苏思樵最近几年的一贯思路。在本刊更早时候对苏思樵的专访中，记者就注意到，他特别喜欢用“如果我是……”这个句式。他对政府鼓励风电的政策不满，对资本市场做空风电不满，但紧接着只能以一个“可惜我不是”说出这个新能源产业里的不足与缺陷。
在当下的中国，很多人习惯于将发展中的问题与体制挂钩。只要一出现问题，就要拿体制是问。中国的发展自然有中国的问题，但正如对经合组织国家风能政策的不信任一样，苏思樵对中国的担心依然在于官方的政策。简单地说，要看官员怎么认识风电，怎么发展风电。苏思樵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不是一个体制问题，或者说这不完全是体制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对风电的认识还不够，用中国政府报告中的常用语，就是还‘有待提高’”。《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年白皮书》中给核电的定义是“积极”“高效”，但在谈及风能时用的是“有效发展”。
因此，在苏思樵看来，所谓体制问题，更像是一个政策问题，或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我认为中国的能源体制没有根本性的问题，目前主要的任务还是‘微调’，要改革一些不适应能源发展的政策和做法。就风电而言，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要现有的能源体系接纳这个新生力量，给它一个合理的位置。”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上风电发展最快的国家了。
有意思的是，苏思樵2010年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有意无意地称赞过中国的“体制”。当时他批评美国在风能方面的政策变化太快，因为国会每年都要审定一定政策，最长也不过三年左右。虽然强调自己无意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制度，但他还是指出，中国领导人每五年调整一次政策，这段时间足以保证风能政策的稳定性。他说，中国的风能事业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清晰的表达和政策执行上的果断。关键在于，他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而且动作非常非常快”。
虽赞誉有之，苏思樵在一些诚同样直言不讳地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风电发展中存在的问题。2010年春天，苏思樵在批评美国电网建设能力方面的不足后，在秋天他主持发布的一份报告则指出，由于政府在风电厂与输电线路规划方面的不配套，电网建设客观上也开始成为制约中国风能发展的主要障碍。
2012年下半年，这一问题在中国更为突出。与此同时，美国则由于税收方面的原因拖住了风能发展的脚步，欧洲则以有史以来最低的碳排放价格打消了不少企业减缓排放的动力。
建言风电“后进生”
苏思樵对中国政府在风能政策上的果断多次表示敬佩，认为“中国发展风能的潜力是很大的，应该说巨大”。不过，他也发现，有些因素阻碍了中国风能的进一步发展。一是前期投入的问题。“不少地区其实完全有发展新能源的能力，他们也认识到新能源对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结构转型的巨大作用，但一谈到前期投入，可能就要犹豫了。”即便是在美国，参众两院围绕“风能优先，还是化石能源优先”的问题争论不休，“简直就像一出闹剧。他们为什么要吵？原因只有一个，发展风能势必要挤占既有的化石能源布局。那么石油也好，页岩气也好，都会出来阻挠。”苏思樵觉得他们目光短浅，看不到风能投资胸报大的发展前景。
风能定价是另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苏思樵说，有些人觉得成本高，电价一定偏高，有些人则恰恰持相反观点。“之所以有这样完全相反的认识，是因为人们对风能，对风电还不是很了解，完全没有考虑规模经济的因素——生产一辆汽车的成本高，可是生产一千辆，一万辆呢？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在中国，国企与民企的竞争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这在中国舆论中几乎是一个讨论不休的话题。中国国家能源局今年4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底，全国有50多家企业旗下的1300多个项目公司参与风电投资，其中81%是国企。苏思樵的看法是，“开发主体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我认为在开发主体上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论由谁开发，不论以何种方式开发，必须首先要实现组织化运营，没有组织化就是一盘散沙，再好的风能资源也利用不好。我之前去过印度，印度的风能储备也是不错的，但给我的感觉是很乱，利用效率很低。我认为现在国有和非公一同参与风电开发很好，因为这样才能激发竞争，市场才能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风能的开发必须讲求规模效应，如果达不到一定的规模，即便全部放开，所有公司一拥而上，那么结局很有可能是大家都得不到好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中国政府在风能开发中采取的谨慎态度表示认可，觉得这是一个有利于保持风能组织化开发的政策态度。
苏思樵觉得，中国现在的风电开发起点很好，时代不错，因为“后进生”总能从“优等生”那里学习经验和技术。“从开发主体的角度说，国有经济要扛起这个重担，非公经济要积极跟进，积极参与，尤其是要做好基层风电和风电衍生产业开发，这样才能把宏观开发和微观经营很好的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新能源开发需要一个过程，包括政府、民众、开发商对新能源的认知度，具体的开发模式和分成机制，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机制等都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甚至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来。这都需要大家不断摸索。
近年来，中国对能源安全越来越重视，并且逐渐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能源安全问题，苏思樵觉得很容易理解。“不仅中国这样，美国也这样，我相信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会这样。”中国现在的对外石油依存度非常高，政府专门修建了十几个战略储油库，这样一来，即使亚太地区形势突变，甚至进入战时状态，中国也不会因为本国石油匮乏受制于人。“有些人不希望中国搞风能开发，因为他们担心中国的风能发展起来，中国就会如虎添翼，那就更加是‘中国威胁’了。但我认为这个观点非常可笑。风能只是新能源的一部分，而新能源短期内不可能动爷石能源的绝对主体地位，有谁听说过依靠风能就能增强国防的么？”
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可能产生的这种能源冲突，坊间多有传言。甚至有所谓，中国与某国为了资源必将一战的说法。但苏思樵觉得这样的想法大可不必，“我认为这种推理很荒谬：为什么非要是‘威胁’呢？如果双方互为‘威胁’，那么也绝不是军事上的威胁，至多是经济上的。不要搞‘假想敌’，说成‘合作伙伴’更好。双方在能源上应该是合作关系”。不过，他承认，部分中国企业在某国发展遇到不少阻力，“你看三一集团，大家都知道的，因为能源发展受限，不是和该国政府打上了官司么？”
事实上，2011年，苏思樵在北京国际风能大会上曾作过一个题为“全球风电发展的冷思考”的讲话。他认为，新的贸易壁垒已经出现。前此一年，苏思樵在参加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时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美国有关方面应钢铁工人协会的要求启动了一项针对中国清洁能源补贴的调查。苏思樵认为，这更多地是受美国中期选举影响而采取的一项政治举动。“我们需要反对这种保护主义，至少需要讨论这个问题，试图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