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为给该项目提供融资支持，由作为GSF股东之一的尚德出面担保，国开行向这一项目提供了一笔金额为5.54亿欧元的贷款。而为了对冲该项目失败可能给尚德带来的风险，GSF则需要以一笔价值5.6亿欧元的德国政府债券，为尚德提供反担保。
不过按照尚德方面的说法，GSF方面似乎并未按照当初的约定百分之百地履行诺言。一位接近尚德的投行人士透露，尚德获得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GSF用于给尚德提供反担保的5.6亿欧元德国国债，“实际上不是GSF的自有资产，而是哈维尔·罗梅罗通过自己控股的私人公司同时也是GSF股东之一的GSF Capital，向一家西班牙企业借到的”。
然而，由于GSF Capital直到2011底年资产规模尚不足1亿欧元，“在此之前，能从一家西班牙公司那里借到价值5.6亿欧元的资产，简直是不可想象。”这位投行人士指，“除非关于这笔债券的原始文件，本来就是伪造的。这笔债券就是子虚乌有。”
但一位新加坡投行人士却指，GSF Capital自2011年年末起即有酝酿在新加坡进行IPO的计划，“以新加坡的监管环境，如果存在如此巨大的欺诈或是伪造文件的问题，去进行IPO等于自首”。她进一步表示：“就此，实在很难找到充足的理由，来描述GSF Capital存在确凿的欺诈动机。”
当然，在尚德与GSF Capital均未公布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尚德遭欺诈说法的质疑者们最有力的论据，似乎是GSF的股权结构。从创立之日至今，尚德及Best (Regent) Asia Group Ltd一直持有GSF90%以上的股权，而Best (Regent) Asia Group Ltd正是由尚德CEO施正荣个人控股的离岸注册公司。
相比之下，作为欺诈案另一主角的GSF Capital，在GSF中的持股却长期未超过5%，直到2011年年末，其持股比例才有所提升。根据尚德在2012年7月30日电话会议中所传阅的PPT显示，目前尚德在GSF中拥有80%的股份，施正荣个人拥有10%股份，由哈维尔·罗梅罗控制的GSF Capital拥有10%股份。
“一家公司，能够如此严重地欺诈自己的绝对控股股东，何况这个股东还是具有较大规模的行业龙头企业。这类事情，在任何市场上都令人难以置信。”一位曾与尚德接触过的国内投行人士直言，“就我的感受而言，尚德应该不会这么傻。”
对此，尚德回应称，GSF的日常运营主要由GSF Capital负责，尚德及施正荣博士并未过多介入，在此次外部调查之前，尚德对反担保债券涉嫌欺诈一事并不知情。
然而，施正荣不是傻瓜，他选择第一种投资思路也有他的理由。因为目前无锡尚德规模够大，一旦破产会造成工人失业、相关贷款转为不良、地方政府失去一张耀眼的名片的结果，所以从地方政府和银行的角度来看，救援无锡尚德的动力相当大，而这正是施正荣需要的。进一步说，施正荣通过绑架银行和地方政府，成功地塑造了一种无锡尚德大而不能倒的局面，从经济学上来说，这滋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
另外，施正荣还有一条“救生艇”，即那些围绕尚德的关联公司，其中典型的例子是亚洲硅业。根据媒体报道，亚洲硅业是尚德的主要硅料供应商之一，其高管是施正荣的亲信，而该公司的董事长正是施正荣。2010年，硅价已经开始下滑，但亚洲硅业和无锡尚德却签署了总额为15亿美元、为期7年的长期供货合同，这在日后造成了一种结果，即当硅料价格急剧下跌时，无锡尚德仍以远高于市场价的水平向亚洲硅业采购。2011年，由施正荣家族私有的D&MTechnologiesLimited收购了亚洲硅业91.3%的股份，这造成了一种局面，即尚德和无锡尚德均在苦苦挣扎时，亚洲硅业却依靠过去与无锡尚德签订的长期合同而继续盈利。
从施正荣个人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一项稳赚不赔的交易。当行业形势大好时，尚德和亚洲硅业都会赚钱;当行业形势恶劣时，亚洲硅业可以从尚德抽血而保持盈利。但如此一来，风险和损失则转嫁给了地方政府、银行和投资者。
不过地方政府和银行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给了施正荣两种选择，一是地方政府和国开行注资救援尚德，但施正荣需要将个人资产做无限责任担保;二是上市公司退市，其子公司无锡尚德国有化。这两个方案均被施正荣拒绝，因此现在双方仍在僵持中。
尚德投融资的教训很多，既有顺周期追涨杀跌的问题，也有风控失守的弊病，还有中国式的大而不倒和道德风险，以及关联交易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可以说，尚德的例子反映了诸多中国企业的通病。在众多行业产能过剩、深陷寒冬的今天，假如尚德是一面镜子，那么中国的一些企业家是否从中看到了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