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煤行动，有得有失
难以扭转的大气污染现状，令公众质疑控煤措施。“目前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把煤也降下来，但根本上没有动摇这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状况。”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戴彦德对《财经》记者说。
如果将煤炭的使用简单划分为工业和民用，在钢铁、水泥、煤电等领域管控燃煤，仅仅是卡住了“敌人”的一只手。另外一只手的构成成分有点复杂，既有散乱分布、甚至私自开工的小工厂，也有居民日用。只有这两只“手”都被捆住，才能扼住霾的喉咙。
在“大气十条”推动下，各地纷纷实行装置环保除尘设备、燃煤设施改造项目等手段。电力行业50％的电煤消耗几乎已全部进行了除尘脱硫；工业锅炉中，脱硫一体化“占绝大多数”。“有些35蒸吨以上的工业锅炉采取了相对高端的手段，甚至上了工业除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薛志钢介绍。
在淮河以北，尤其华北和东北地区，工业锅炉最为集中。整治工业锅炉，是北京为首的治霾大军的强力手段。北京在2015年已实现了城六区基本无燃煤锅炉。
35蒸吨以下的被称为小锅炉，在日常生活中，主要用于烧水、极小规模住宅区的供暖等。这些小锅炉直接排放又缺乏监管，未来的方向“要么取消，要么改用电，要么改用天然气”。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治污行动计划要求，到2017年底，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30蒸吨燃煤锅炉；城乡接合部和远郊区县的城区，基本淘汰10蒸吨以下的锅炉。
此外，到2017年，北京将全面关停燃煤电厂，代之以燃气热电中心，仅此一项，预期削减燃煤920万吨。北京的燃煤总量五年时间内要削减近六成，这一力度为全国最大。
“北京市的一座燃煤热电厂，每年最大耗煤量大概300多万吨，正在推动明年关掉。”一位接近北京市环保局人士透露。
关停整治燃煤锅炉和电厂，是与霾作战的重要一步。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持续关注大气污染与人群健康相关领域，他带领的课题组从监测结果看，关停热电厂后，“周边大气污染物中的重金属成分明显减少”。
但随时直面重霾的民众，对此未必买账。潘小川表示，这是因为“隐藏在霾中的污染物成分的变化，民众肉眼看不见，也就是说，污染物浓度下降的幅度，还没达到肉眼或者说直观上能够有所区别的程度”。要想公众从感官上能知觉灰霾减轻，还需进一步在区域间协同减排，灰霾的区域间迁移，使北京难以独善其身。
散煤燃烧，是另一污染“主力军”。散煤，以烟煤为主，大多质量差，且直燃直排，对烟尘和SO2的污染贡献率高。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曾对媒体分析，1吨散煤燃烧的排放相当于电厂5吨到10吨燃煤排放的污染物，糟糕的是，散煤的用量在增加。河北保定在北京南边，不仅是河北省霾的“主产区”之一，通过区域传输，也为霾攻占整个京津冀地区输送了足量的“弹药”。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支国瑞等人2014年对保定农村生活能源使用的入村调查显示，煤炭在当地农村能源结构中占近80％，其中散煤占76％。
薛志钢告诉《财经》记者，“去年冬季，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PM2.5、一氧化碳浓度分布显示，南部地区明显高于整个市区和北部地区，这和散煤排放密切相关。”
环保部原副部长周建，以北京市为例，也给出一个数据——农村、城中村、城乡接合部，散煤消费约为350万吨。不仅京津冀，中国的整个北方，在采暖季城市郊区和农村大量的原煤散烧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之一。
现在，北京、天津、保定、廊坊四市实现了主城区散煤“清零”。可是，将全部散煤“清零”并非易事。
因为几乎没有好的控制方法，尤其在农村，没有统一的供暖体系，燃煤采购多为个体家庭的行为。“家庭采购更倾向于买便宜的煤，这样的煤没有采取除尘、脱硫等净化措施，产生的污染、燃烧后释放的重金属等毒害物质更多。”潘小川说。
北京市“十三五”的目标是，在6000多平方公里的平原地区基本清除散煤，努力在“十三五”末基本达到无煤化城市的要求。
淘汰散煤，就需要替代能源，如电力要增容，燃气管道也要铺好，可是，即便在北京农村地区，也遇到了管、网都跟不上的“死结”。在薛志钢看来，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加上成本问题，煤会长期在农村存在，在整个北方范围内，不可能短时间内全部置换成天然气等清洁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