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 环保“邻避效应”考验基层治理
我国大中城市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达1.61亿吨，垃圾围城日益严重。与之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垃圾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垃圾焚烧是比垃圾填埋占地更少、更为环保的一种方式。然而，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多次遭到附近居民反对。“垃圾处置很重要，但不能修在我家旁边”，“邻避效应”让部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陷入“一建就反对、一反对就叫停”的困境。
环保“邻避效应”考验政府公信力
4月6日、25日和26日，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多次发生反垃圾焚烧群体事件。6月下旬，湖北省仙桃市、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也先后出现反对垃圾焚烧发电事件。7月2日至3日，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禄步镇部分群众在镇政府门前聚集，反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落在当地。
“邻避效应”的影响不可小觑：广东肇庆、湖北仙桃紧急宣布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停止征地或停建。仙桃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已开建两年，计划投资2.09亿元。而仙桃日均产生生活垃圾750吨，目前只有一座规范的垃圾填埋场，日处理量仅为500吨，剩余库容仅可坚持三年。
更有专家认为，随着我国中西部垃圾围城压力不断加大，垃圾焚烧处置项目不断上马，“邻避效应”或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蔓延。
针对一系列“邻避效应”引发的事件，湖南省人大环资委环境监督处处长刘帅表示，一些重大项目在推进中屡屡引发冲突，一个关键症结就是有关部门没有充分尊重、满足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比如，多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承诺环保工艺达到国标、欧盟标准，使用德国最先进工艺，二噁英排放极为有限。然而，群众担心的是技术以外的“潜规则”：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可能不运行设备，环保监管触角短、不会管，不敢担当。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更指出目前国内已建成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有两种不良倾向：有些地方花巨资引入先进技术设备，运行管理水平却很低，导致环保排放不合格；有些企业“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垃圾焚烧的招牌，搞的却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小火电”。
应引起警惕的是，“邻避效应”中，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畅极易使“小事拖炸”。上海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益说，垃圾焚烧技术保障再高，高危工程项目也存在因不可抗力遭受意外破坏的可能。周边居民作为潜在风险的主要承担者，高危项目落地后，当地的楼盘等行情将受影响，因而，其利益应得到充分照顾。
现实中，诉求表达、利益保障机制缺位或不畅，导致部分群众的行为越来越情绪化。如湖南益阳市南县中鱼口乡群众多次就垃圾焚烧落户当地找乡政府，在答复不明确的情况下，便开始“闹”。思想事先没做通，群众事后不想通。事发后，部分群众拒绝科普、拒绝对话，提到垃圾焚烧就逆反。有几十位村民到外地参观垃圾焚烧，回来后被其他村民排斥，“不敢吱声”。
以参与创新对冲“邻避效应”
环保“邻避效应”虽然棘手，并非无解。
去年8月28日，长沙市危废项目在长沙县北山乡北山村万谷岭点火试运行。至此，这一“折腾”将近10年的重大项目，终于在这个距长沙城区20多公里、群山环绕的村庄落地。2011年以来，长沙县坚持不懈地化解“邻避效应”带来的风波，以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为基础，综合运用“利益平衡”的工作思维，最终推动危废项目走出“邻避效应”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