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全国两会上清洁能源企业参会代表对被迫参与“调峰”的抱怨，到最近因为媒体广泛报道而引起极大关注的甘肃千亿风电基地停摆。无不表明，在电力需求放缓的大背景下，对“发电权”的争夺也日趋激烈。
不过，对于新能源企业而言，基于自身的发电不稳定、缺乏“调峰”能力这一硬性缺陷以及掺杂了不同利益诉求的情况下，“限电”的问题恐怕很难会获得满意的解决。
最近，来自媒体的报道称，国家能源局已叫停甘肃、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宁夏、新疆等省（区）新增新能源项目建设规模，待弃风限电有效缓解后另行研究。
从目前的各种信息来看，即便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在新能源“限电”的问题上，可能也处于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因而只能推出类似上述先行叫停新增新能源建设项目的“下策”。
而暂停新增项目的持续时间的长短，将决定着这一“下策”带来的影响是否会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扩散。甚至，从更大的影响方面来看，也有可能会使得新能源产业告别目前的高速增长。
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利益纷争公开化
纵观这次“风电限电”事件，在具体的原因剖析上并没有什么新意，无非是包括电网的输送通道不配套、新能源项目建设过快以及调峰难等。但其中最大的新意，则是各方的利益冲突开始公开化，尤其是在包括央视这种大众媒体的参与后。
这种利益冲突，可能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电力行业的“新常态”。比如在这次甘肃千亿风电基地事件中，西北省份想将更多的电力外送，但电网条件又不允许。即便电网条件允许了，外送电力的接收方，却又因为要优先消纳本地的电力，以及新能源电力不稳定等潜在的风险，而有多重的顾虑。
这活生生的就是一幅电力版的“浮世绘”。
其实，早在今年的两会上，这种利益纷争公开化的“苗头”就已经显现。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禹就直言不讳的表示，用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我国能源改革的共识。目前弃风、弃光现象已经很严重，又出现了弃核的苗头，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任重而道远。
媒体报道还显示，包括贺禹在内的多位来自核电利益相关方的政协委员，曾联名建议从政策上明确核电按基本负荷方式运行，确保核电满发、多发，发挥核电在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