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两会”开始，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指导意见》）的文件引起了对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关注。
大家纷纷猜测有什么新的政策还会陆续出台。如果有，可再生能源补贴机制完善以及补贴资金的筹集会是一个方向。这是个老生常谈，通过优化程序，可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切实可行。
我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发展迅速。截至2015年，在全社会能源和电力需求总体疲软的情况下，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2%，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
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4.8亿千瓦左右，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分别达到3.2亿千瓦、1.2亿千瓦、4300万千瓦左右。与装机规模迅速增长对应，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补贴资金缺口日益突出，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掣肘。
全国人大代表、晶龙集团董事长靳保芳建议，要上调可再生能源附加标准，由目前0.019元/千瓦时上调至0.03元/千瓦时，并保证全部电量足额征收。
补贴缺口至少300亿元
《可再生能源法》提出对可再生能源实行政策性补贴机制。在补贴支持下，产业发展迅速，风电和光伏发电实现了大规模开发利用。
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4.8亿千瓦左右，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分别达到3.2亿千瓦、1.2亿千瓦、4300万千瓦左右。风电超额2000万千瓦完成了“十二五”目标，光伏2015年度装机更是达到1500万千瓦。
靳保芳提出，可再生能源产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面临补贴拖欠的掣肘，产业发展与补贴资金缺口的矛盾仍然突出，补贴拖欠甚至有成为行业“新常态”之势，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水平，难以支持“十三五”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靳保芳调研后发现，2015年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缺口再创新高，累计达到约300亿元，较往年仍在增加。
2015年12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降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上调4厘至0.019元/千瓦时，预计可多征收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190亿元。
按照这一增收额度，仅能弥补一部分拖欠补贴费用，无法覆盖目前累积的补贴缺口，更难以支持《可再生能源“十三五”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2020年光伏发电1.5亿千瓦，风力发电2.5亿千瓦”发展目标所需的补贴资金规模。
以光伏电站为例，靳保芳调研的结果显示，自2012年国家出台《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通知》，实施标杆电价的补贴政策以来，绝大多数企业未拿到文件规定的国家补贴，一般被拖欠1.5-2年，目前欠款总额估计达到400亿。
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机制
针对资金缺口、补贴拖欠的情况，靳保芳建议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机制。首先，上调可再生能源附加标准，保证全额征收。建议上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征收水平，由目前0.019元/千瓦时上调至0.03元/千瓦时，并保证全部电量足额征收，确保补贴资金能够满足产业发展需要。
同时，扩大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范围。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范围仅涵盖工商业领域，对居民及农村用电不予征收，“按照我国人均年用电量约1000千瓦时计算，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达到0.03元/千瓦时，人均年电费支出增加90元，约占农村人均年收入的9‰，占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并不会对人民生活水平造成显著影响。”靳保芳说，“对于贫困家庭及特殊群体，可以扶贫方式对该部分支出予以弥补。”
其次，调整补贴期限。建议可再生能源项目实现平价上网前，所发电量按可再生能源上网标杆电价收购，直至项目完成贷款还本付息后，调整为按常规化石能源上网电价收购，既保障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合理经济效益，也保证了补贴资金的有效利用。
针对可再生能源附加审核和拨付部门推诿现象，靳保芳建议调整补贴资金管理机制，修改《可再生能源法》第二十四条，修改配套法规，明确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是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唯一来源，由国家发改委统一审核监管，杜绝主管机构推诿现象。
现行可再生能源补贴申报和审批流程过于繁琐，补贴资金的申报由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三部委进行审核，资金拨付由财政部拨付至地方财政部门，继而或拨付至发电企业或由电网企业代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采取集中不定期公布的做法，导致资金调配周期过长，补贴不能及时到位，拖欠周期长达18-36个月，政府长期拖欠发电企业补贴。
靳保芳还建议简化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征收和补贴申报、审批、拨付方式，可以考虑规定可再生能源电力附加收支均由电网公司代为完成。电网公司根据上网电价水平直接与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结算，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上来直接拨付电网，同时免除可再生能源电力附加在征收、发放过程中的各种税费。
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对电网企业进行检查和监督，确保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利益不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