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环保法》实施以来，被称为保护环境“牙齿”之一的环境公益诉讼就被寄予厚望。但是，从事环境诉讼多年的胡少波律师告诉记者，2015年，国内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在40起左右，而真正立案的，只有一二十起。
究竟公众是否能借助环境公益诉讼的力量实现“想诉敢诉”呢?记者了解到，未来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多障碍有待克服。
“能诉讼的没意愿，想诉讼的没资格”
新环保法对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规定为“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随后，最高法发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司法解释》，细化规定了提起公益诉讼的受理条件。
在一些国家，个人和社会组织都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然而业内人士指出，考虑到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司法资源有限、环境公益诉讼的专业性等多方面原因，为避免引发环境公益诉讼滥诉，在环保法修订过程中，将专业性、公益性较强的社会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并设置了相对较高的资格门槛。
“能诉讼的没意愿，想诉讼的没资格”，中国环保组织看似众多，但实际上分化严重。“真正做环保的人就会知道，新环保法实施并不会带来公益诉讼的井喷。”重庆环保组织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主任向春介绍说，有资格是一回事，做不做是另一回事，由于成立社团组织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批，目前相当数量的环保组织挂靠在行政部门下面，还有一些产业协会、行业协会，这些环保组织没有动力和意愿去做公益诉讼，把这部分环保组织去掉，实际愿意去做公益诉讼的环保组织并不多。
诉讼成本过高拖累诉讼步伐
公益诉讼往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给一般的个人或组织带来巨大的诉讼成本，降低诉讼的积极性和效率。
针对云南曲靖铬渣污染案，“自然之友”的公益律师杨洋此前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曾透露，目前来看，光鉴定费最少就需要将近百万元。这让不少环保组织根本无力承受。
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主任林英也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指出，该中心已经针对当地一起水污染事件做过两年调查取证，但面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她坦言诉讼成本费用等各方面难度太大，希望得到支援，或者和其他环保组织开展合作。
做过多年环境诉讼案件的胡少波律师也指出，目前环境公益诉讼的经费来源，大部分是来自于环保组织的自发自筹资金，比如绿发会、自然之友本身就有基金会，但这种自发的行为，对于环境公益诉讼来说，仍是杯水车薪。
对此，胡少波建议，希望能在国家层面上，成立一个专门用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基金，用于官方支持。而其资金来源，一方面可以来自政府投资，另一方面，也可以将环境税收、行政罚款、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判决的赔偿金等部分资金纳入其中，甚至可以做一个环保产业基金的分支，专门用于支持环境公益诉讼。
环保法庭门可罗雀?
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以来，我国每年的环境污染纠纷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2005年后，这种势头更加迅猛，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
胡少波认为，公民环境法律维权意识普遍提高，环境公益诉讼的开启，由环境违法成本低所导致的企业污染事件增加，以及对各种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管理的失控，是造成我国环境案件数量增多的原因。
“被寄予很大期望的环保法庭自成立以来，与理想中的预期反差巨大，不少环保法庭遭遇无案可审、案子较少、门庭冷落和‘等米下锅’的尴尬。环境公益诉讼则遭遇起诉难、举证难、审理难、执行难的困扰，某些人还认为环保法庭的审判存在专业化不专的问题。”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总结了目前环保法庭的现状。
胡少波透露，一些地方的环保法庭，多数时候变成了花架子。环保法官经常在无案可审之时，被调到处理其他诉讼案件。
湖北省政协委员、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蔡学恩表示，环境立法长期以来对于环境司法的制度支持不足。最高人民法院迄今为止颁布了3400条司法解释，其中与环境案件审判有关的司法解释仅有18条。这些有限的司法解释主要针对环境刑事案件，有关环境民事案件和环境行政案件的司法解释数量极少。
对此，胡少波表示，在案件审理中，因果关系和财产损失的鉴定和评估，一直都是让业界人士“头痛”的两大问题，原告若在这两块证据上处理不好就会最终导致败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