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村污水处理工程“晒太阳”情况非常普遍。
以经济和技术水平最高的北京市为例，房山区长沟镇2003年投资500万元的污水处理设施，到2009年还未运行;海淀区日处理能力3000立方米的间歇式活性污泥法生活污水处理厂，村镇无力运行;怀柔区14个乡镇284个行政村建成的污水处理设施，无力运行……
由于制度设计、技术和运行资金等问题，造成工程普遍“晒太阳”。在北京举行的“清华大学工程博士高峰论坛”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桑德集团村镇污水处理国际研讨会上，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如是说。
——趋势——
未来中国污水处理主战场一定在农村
2016年，村镇污水处理行业年产值可达424.7亿元。
我国近8亿人生活在农村和小城镇，村镇污水治理市场空间巨大。据统计，2016年，村镇污水处理行业可形成424.7亿元产值，2020年产值可增至844亿元，到2025年，这一数字可达1305亿元。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王凯军教授说，目前我国污水厂的污水处理总量已超过美国。但从数量看，美国约有14000家污水厂，我国不到4000家;从规模看，美国大型污水处理厂1050家，小型的13950家，以小型为主。我国县城的污水处理厂1667家，城市污水处理厂2163家，以城市为主。
“污水处理的市场正在变化，未来中国污水处理主战场一定在农村。”王凯军说。
——问题——
缺钱、缺人、缺标准、缺模式
如今，越来越多的环保企业加入了农村污水处理市场“分蛋糕”的行列。文一波说，“以往没人愿做村镇污水，主要是觉得缺少与之相匹配的工艺技术，导致建设及运营成本过高，利润偏低。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发展，技术已不再是当下中国村镇污水发展的阻碍，真正缺少的是配套政策、监管体系、财政补贴、技术评估以及专业人才等”。
对文一波的说法，王凯军表示赞同。他说，针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法律和条款几乎是空白，立法太过原则性、执法机制不健全;依靠国家补贴、“以奖促治”政策支持，主要用于设施建设，后期运行费用没有来源;没有明确的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路线和管理模式等，导致补贴出来的工程“晒太阳”。
资金是核心因素。文一波说，目前中央财政引导不够，没有设立村镇污水专项资金，现有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中，用于村镇生活污水处理费用偏少;补贴环节不合理，重建设轻管理。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建设费用动辄千万元，运行费用每年数百万元，乡镇负担大，即便经济条件好的乡镇也很吃力，何况当前多数集体经济收入微薄。居民收费困难，农村地区长期享受福利服务，尚未形成缴费习惯，年轻人外出务工，向留守老人收费更困难。
据统计，我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总计达52种，种类繁多，多套用城市污水处理工艺。文一波说，技术繁多，农村和村镇污水排放标准不统一，不但地方不好执行，而且太宽松的话，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如北京的村镇A级排放标准已严于国家一级排放标准，等于地表四类水，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吨水处理价格应在5—10元，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基本上是不可能支付的。浙江最为宽松，浙江一级排放标准，介乎国家排放一级B和二级之间，又难以解决污染问题。”
此外，我国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60%的乡镇仅1名村镇污水设施管理员;从业技术人员收入低，工作条件差，发展状态堪忧。“上述问题不解决，我国村镇污水处理‘晒太阳’工程会越来越多，投资建设浪费现象日益严重。”文一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