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在环保基建项目中有65个公开报道的政企违约案例，这集中在污水处理和垃圾焚烧项目。但这仅是冰山一角，企业经常是“打掉牙齿咽进肚”。
最常见的违约情况是政府欠费，县级及以下政府较多此类;省会城市则主要是因为邻避运动;地级市则是因处理量与协议不符。
严重后果是污染环境。陕西一家污水处理厂污水直排渭河，原因是政府欠费，企业停运。政企双方甚至对簿公堂。
“没有人愿意和政府关系搞僵，除非万不得已。”水务资深人士董智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而这样的“万不得已”，近年来在环保基础设施项目中却屡有发生。最近的是青海西宁，企业起诉政府违约拖欠污水处理费用3000万元，政企最终翻脸(详见《污局——西宁污水处理政企“七年之痒”》)。
上述环境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垃圾焚烧等。政府以公私合作的模式(如近年来政府力推的PPP等)，在公共服务领域与企业开展合作。对于企业来说，这门生意的明显特征是，政府付费。而政府能否履约，是项目的最大风险所在。
2015年9月17日，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起草了《关于环境基础设施项目违约情况的调研》(以下简称《调研》)，剑指政府拖欠企业费用、实际处理量波动大、调价机制备受诟病等六大问题。“企业普遍认为地方政府欠缺契约精神和法律意识，上级政府应加强对下级政府的监督和履约检查。”《调研》如是写道。
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公开资料进行不完全统计，检索到共65个发生违约情况的环境基础设施项目。涵盖了东、中、西部地区，包括垃圾焚烧、污水处理等项目类别。其中最早的发生在2004年，最晚的则在2015年10月才见诸报端。
在济邦咨询公司董事长张燎看来，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他十余年的从业经历中，至少三成项目都存在政府违约情况。
对此，《调研》也提到：“环保企业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倾向于与各地政府维护良好关系，适当妥协让步以利于项目的长期运营。因此，目前明确以违约形式结束项目的企业并不多。”毕竟，一个PPP项目的建设运营，与政府的合作期将长达25至30年。
“发生违约情况，企业一般会去找领导、跑关系、说情，使用这些非正常的手段来解决。真正被报道、进入仲裁或司法程序的，少之又少。”一位要求匿名的环保企业人士表示。
国家决策层亦看到了这一顽疾。在2014年底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明确写道，政府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预算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完善财政补贴制度，切实控制和防范财政风险。
1 重灾区：污水和垃圾处理
虽然沉疴已久，但所有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均表示，谈宏观的违约表现和原因可以，但涉及具体案例，则是一件比较敏感的事。“毕竟所涉及的对象多是各级人民政府”。
根据目前的条件，南方周末记者对违约情况进行分析。由于仅使用公开报道的案例作为样本，因此样本数据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仅供参考。
在65个被检索到的案例中，2013-2015年的三年间，均发生了十余例，占比都在20%-30%之间。这也反映出，尽管违规案例不少，但始终没有较好的政企约束办法。
问题集中在产业化程度较高的环保领域，垃圾焚烧和污水处理里的违规项目共占了97%，但后者明显多于前者，多了13例。
“垃圾焚烧项目比较特殊，垃圾焚烧项目的收入除了政府付费外，还有发电所得。而其它多数，如污水处理、河道整治、土壤修复，其收入来源有且仅有政府部门的付费。”张燎介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垃圾焚烧项目没有来自政府违约的风险。不论是发电所得还是垃圾焚烧费，都依赖于充足的垃圾供应量。而垃圾的回收转运系统是由政府管理的，因而风险依然来自于政府的履约诚信。”
供应量问题同样作用于污水处理项目，污水管网掌握在政府手中，因而污水量也并非企业可以决定的因素。
如据2015年10月26日《华商报》报道，陕西再生资源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自2014年5月建成后，始终没有投入使用，成为“晒太阳工程”。企业负责人解释原因为：无污水可处理。对此，礼泉县环保局对媒体的回应是，招商情况不理想，外围管网还没铺设完毕。
“政府违约的形式，主要包括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垃圾污水供应量不足、调价困难、不按时足额付费等几类。”张燎向南方周末记者说。
“吃不饱”的情况，更多发生在地级市。该级别城市的21个案例中，因处理量与协议不符的有8个，约占30%。
在65个违约案例中，按照违约形式分，政府拖欠款项的、处理量与协议不符的、政府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导致建设进度延缓的，都各占近三成。另有其中一方单方面毁约、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政府强行霸占环保基础设施等其他原因，占15%。
“而在实际操作中，政府拖欠款项，包括不足额、不及时付费两种情况的，粗略统计大约会占到一半。”董智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