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电力需求放缓，面临以雾霾为突出表现的环境污染和应对全球变暖的气候谈判国内外双重压力，面临全面推进能源生产、消费、技术和体制革命，以及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新要求，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分布式、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用户储能、需求响应和能源互联网等各种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并得到快速发展。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需要，“十三五”时期亟须对电力规划进行革命性调整和创新。我们必须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深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能源电力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十三五”电力规划面临的新形势
1.经济新常态给传统电力规划模式带来挑战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一直以来，我国电力发展基本遵循“扩张保供”的思路，单纯增加发电装机和输配电容量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与我国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相伴的电力工业规划，更像一个固定资产投资规划，或产能扩充规划。这种以数量扩张为主要特征的电力规划模式，在电力短缺时期对保障电力安全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缺电为第一要务”的大环境相适应。我国目前的电源规划模式是典型的“自下而上，层层批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电源点的投资建设审批只是以投资主体资格和项目建设可行性为依据，而没有考虑单一电源与区域内其他电源、电网消纳能力以及负荷需求的协调问题，从而导致电源建设的盲目性，电源建成后的发电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
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尤其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将大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化解产能过剩，限产关停高耗能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将持续上升，电力需求增速将会有较大回落，单纯数量扩张的电力规划模式将使电源利用效率不高问题更为突出。因此，我国电力规划应适应新常态，树立系统协调的规划理念，从根本上转变单纯依靠扩大规模满足电力需求的思路，合理规划好各种发电能源和输配电容量，以更清洁、高效、可持续性发展的方式满足安全供应。
2.环境保护和碳减排将成为电力规划的硬约束
“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结构，逐年增加的经济规模以及传统的高耗能消费方式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全球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污染物排放与环境日益恶化。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环境保护只是规划的“软约束”，执行效果不理想。自“十一五”开始，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削减率成为约束性指标，“十二五”新增氮氧化物作为被强制削减的污染物。《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对我国未来能源结构体系进行了规划，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同时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展望“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环保将成为我国能源电力行业发展的“硬约束”。
习近平总书记在G20第九次峰会上宣布，中方计划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这是硬目标、硬要求、硬任务。这要求我们采取比过去更大的力度控制碳排放量，化解日益增大的国际压力。
以雾霾严重为突出表现的环境污染和应对全球变暖的气候谈判所带来的国内外双重压力，要求电力规划从原来的侧重于以“扩张保供”满足电力需求，转变为保证电力供应与环保低碳发展并重，以适应经济社会绿色转型。
3.能源革命给电力规划思路带来深刻变革
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6次会议上提出能源“四个革命、一个合作”，即推进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能源体制四个革命以及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战略构想，这标志着我国进入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新时代。这将对能源规划特别是电力规划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望。
首先，能源消费革命要求抵制不合理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改变粗放式的能源发展和利用模式，这是贯彻落实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两大基本国策、强化节能减排管理的战略新举措。在我国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双重约束的国情下，过去那种只关注供应侧电力资源，不重视需求侧管理资源的传统规划方法必须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实现“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的能源消费革命目标。
其次，能源供给革命要求建立多元供应体系，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实施以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为主要内容的两个替代，是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是对传统能源生产消费方式和理念的根本性变革。这就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将处于传统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并存的混合能源时代，传统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不断下降，核电、新能源等清洁能源的比例将不断上升，而且“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仍将长期存在。但能源消费和供给革命以及环保和低碳发展又要求我们必须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新能源开发与利用时代过渡，也就是逐步将传统的化石能源供应体系转变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因此，“十三五”电力规划，在努力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同时，不能忽视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要注意传统化石能源发电与清洁能源发电的协调配合、电源建设与电网规划的协调配合，实现清洁能源与化石发电能源之间的优势互补。
第三，能源技术革命将给电力系统带来深刻变革。分布式发电、微电网、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用户储能、需求响应和能源互联网等各种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电力系统正面临深刻变革——由原来的单侧随机性系统过渡为双侧随机性系统。未来，以大规模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在整个电源结构中的比例将持续增长，由于其出力的波动性和间歇性，发电侧将不再可控。同时，随着分布式发电和电动汽车的普及、用户储能技术的提升，用户负荷需求将不断增长以及用电特征将不断变化，需求侧的随机性也在逐渐增大。也就是说，电力系统的发电侧和需求侧都具有明显的随机性，此时的电力系统可以称之为双侧随机系统。双侧随机性特征下电力系统的继电保护、安全稳定等方面面临巨大挑战，电力系统的实时供需平衡难度增大，系统调度的难度增大，也使各类电源规划、电源与电网规划之间的协调难度进一步增大。
“十三五”电力规划必须注意电力系统的这一深刻变革，利用传统化石发电能源的灵活可控等优点来弥补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随机性、不稳定性等缺陷，实现发电出力的协调可控。同时配合需求侧管理技术和储能技术，使需求侧用电负荷主动配合发电出力，从而形成相对协调的“双侧可控系统”。电力规划还需要具有技术前瞻性，大力推进与新能源和分布式能源大规模发展相适应的微电网、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以小微、智能、就地平衡消纳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电网发展新趋势，尽早解决清洁能源的“弃水、充风、弃光”等问题。
第四，能源体制革命是能源革命的保障，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
体制革命对于理顺改革各个相关方的关系，调整各方的相互影响和利益，确保改革的方向和路径通畅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体制革命应当是政府主导的整体性顶层设计和体制改革，革命的对象不应当仅仅是对于各类能源企业和组织的管理体制的革命，而应当是对于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及监管体制在内的体制革命，同时还必须包括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因此，不论是政府行政管理机构还是各类能源企业及组织，都不可能单独完成这项工作。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转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
第五，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将为我国未来能源发展打开新的市场。面对日益突出的能源供需矛盾和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未来我国必须充分利用全球能源资源，不但要“走出去”，也要“拿回来”。与资源供应国强化经贸联系，全面深化能源资源外交应当作为我我全球战略的核心，积极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实现能源消费高效化、低碳化和清洁化目标。我国已绘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蓝图。“一带一路”上相当多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电力比较缺乏，而我国在电力装备、规划、工程施工和电站的应用上有较高水平，从国内看，我国电力在规划、设计、施工、运行领域过剩。“十三五”电力规划需要制定加强国际合作方面的顶层设计方案，通过市场运作，实现国内电力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