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APEC期间，雾霾程度降低了51%。北京下了很大功夫，这说明“APEC蓝”可以做到，需从政府到有关部门到群众都努力
顾逸东：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过去的经济发展中，政府过于重视GDP的增长，对环境影响后果认识不足，甚至认为GDP是刚性的硬指标，环境质量是软指标，这就造成环境执法不严
包景岭：全国人大代表，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研究项目领导小组成员
大气污染治理不可能立刻百分之百解决，如果脚踏实地，一个点一个点地去争取，我们就没有必要悲观。反之，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光喊口号，该污染的还污染，那就只能恶化
陈振楼: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之前环保部相对弱势，现在比较强势了，这与新环保法的实施有直接关系。但要在一两年内发生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环保问题非常复杂，牵一发动全身
【开栏的话】每逢全国两会，引发热议的话题无不紧贴民生问题，诸如环境治理、反腐倡廉、房价调控、医疗改革等。本报将在两会期间打造“国是论坛”栏目，由代表和委员谈谈他们眼中的国计民生议题。3月1日，不少政协委员抵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天并谈及雾霾。当天，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也放出“狠话”：要把环保不守法翻过来。昨天的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傅莹亦回应了治理大气污染问题。两会召开之际，雾霾和环保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本期“国是论坛”，记者记者就治理雾霾这一话题采访了相关代表和委员。代表建言称，要扭转大气污染现状，重要的一点在于，被称为史上最严新环保法执行时还需强势落地。
关于雾霾成因一味追求GDP，根结在发展观
记者：雾霾的成因表面上主要是工业排放、燃煤排放、汽车尾气，以及施工场地和道路的扬尘造成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背后有怎样的深层次原因?
顾逸东：首先是我国能源结构问题，我国70%的能源是依靠燃煤，相对于油、气，燃煤的污染更重。另外，我国的经济结构也有待调整，我们曾经的、甚至当下的一些经济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低效益的发展。
陈振楼：煤炭资源占比高，钢铁、水泥等重污染的经济结构占比大。从转变能源结构看，一是采用电、气、风能等替代资源，另外，加快煤转电、煤转气等技术提升。
包景岭：一味追求GDP、非绿色发展……这些都是深层次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发展观。可持续的、科学的、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发展观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谁来建立?首先是政府，然后是企业。80年代，我到国外跟专家交流，问他们花费最多的课题是什么?记得斯德哥尔摩的一个课题是说他们旁边有一个森林，里面有一群鸟，人们发现这个鸟在减少，研究鸟为什么减少。从北极到斯德哥尔摩迁徙路线的沿途做调查，最后发现鸟蛋的蛋皮含铅量高。那时候汽车还是含铅汽油，公路从森林里过，就污染了两边的草籽，鸟吃了以后蛋含铅量高，影响了孵化。当时想，为什么花钱研究这些?现在看来，人家研究得有道理啊，生物多样性啊。
关于APEC蓝强力治霾过后，污染程度减半
记者：北京“APEC蓝”的经验表明，雾霾并非无法克服，依靠“人努力”也是可以解决的。“APEC蓝”背后的治理模式能否复制?治霾当务之急应该做什么?
钟南山：有一个事实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最近发表过一篇文章，是我与北京大学等机构做的研究，发现奥运期间北京地区的雾霾程度减少60%，PM2.5降低27%。人的血压、心率，还有肺部炎症呼出的一氧化碳都有所下降。而APEC期间，雾霾也降低了51%。北京下了很大功夫，这说明“APEC蓝”可以做到，需从政府到有关部门到群众都努力。治雾霾当务之急，首先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两者的关系。我还是那句话，不要用GDP作为主要的、唯一的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