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气候变化中长期规划问世

添加时间：2014-09-28 11:08:40 来源：爱中国能源网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行动。9月19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同意我国首部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规划——《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要确保实现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分别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和13亿立方米等目标。

　　4天后，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重申中国将确保实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并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表示，中方愿意提供600万美元支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

　　2020年碳排目标首入规划

　　参与《规划》编制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徐华清对本报记者说，“40%-45%”的数据早在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提出来了，这次以文件形式第一次写入《规划》，足见国家对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视。

　　“《规划》显示了国家政策层面对于控制碳排放、实现经济转型的决心，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指导性作用。”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环保部国家环境保护科技专家金亚飚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但他同时强调，光有规划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有一系列、一整套后续政策的出台，并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和有效执行。

　　关于“40%-45%”的目标，业内一致认为实现难度相当大，还需要很多努力。但从目前进展情况看，“十二五”减排目标可以实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说：“目前进展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截止到2013年，碳强度已经下降了28.56%，相当于减少了25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2013年已经达到了9.8%，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完成13亿立方米的任务，达到了20亿立方米。 ”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的一个亮点是根据我国的主体功能区定位来制定区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分别针对城市化地区（包括优化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区域），确定差别化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任务和实现途径。为了体现差别化政策特点，《规划》对优化开发区域提出“确立严格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而对重点开发区域提出“坚持走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借鉴主体功能区定位思路来制定差别化的气候政策，是基于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气候多样、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在不同地区建立分类指导的应对气候变化区域政策。”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排放峰值问题广受关注

　　“现在主要问题是中国何时达到峰值，各国都在紧盯着我们，国外希望是2020年，而我们希望在2030年达到峰值。”英国碳专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陈波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说。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9月19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指出，中国一直在组织专家根据国情论证二氧化碳排放峰值问题，争取尽早宣布，并称“只要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措施，走‘绿色低碳’发展的路径，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跟碳排放脱钩的情况”。

　　徐华清则指出，碳排放总量何时到达峰值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经济进入常态、稳定发展，碳排放峰值可能就会延后。但研究峰值的价值毋庸置疑，“研究提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目标，既为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划定了一条‘生态红线’，也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划定了一条‘谈判底线’”。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光是一种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如果处理好了，可以双赢。”解振华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经过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会派生出一个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预计到2015年“十二五”结束的时候，每年的产值能够达到4.5万亿，吸纳的就业人口可能有3200-3300多万人。

　　不公平的比较

　　每逢国际性气候磋商谈判，中国总是被刻意关照的对象。9月23日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召开前夕，多家外媒引用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的数据称，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2013年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27.7%，超过了美国和欧盟的总和，同时人均碳排比全球平均水平高45%，碳排量的激增主要源自中国的工厂和发电厂。

　　多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认为，外媒的这种比较是不公平的，两者之间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比较。

　　“中国现在的碳排放量超过了美国和欧盟的总和，这不足为奇。”金亚飚说，“首先中国的总人口远超美国与欧盟的总和，且中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中，而全球的制造业和初级产品加工业大部分都在中国，碳排放量当然高了，而美国和欧盟早已经完成了这个阶段。美国和欧盟一方面进口中国的高能耗、高污染且附加值低的产品为己用，一方面又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技术和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又在大肆指责中国碳排放超标，同时还在向中国兜售他们价格奇高的低碳技术和产品。”

　　“如果一定要比较，应该将美国和欧盟在进行工业化时碳排放量占世界的比重，与中国工业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的比重来进行比较。”另一位不愿具名人士对本报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