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 张树伟，能源经济学博士，关注能源机构在媒体报道和政府公文中的表述，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些发现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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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机构中的地位和比例一直在各国的能源政策中有提及。但在“多重要算重要”的问题上却存在迥异的看法，甚至于不可调和。不同的研究根据各自的方法、模型，基于各自不同的经济、人口、技术效率等假设给出了千差万别的情景结果。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吗?还是如环保主义提出的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越高越好?
《重塑能源》一书在我国的传播引发了对于能源系统结构演进，以及各种能源角色的讨论。由于严重雾霾天气的频繁发生，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增添了一分“息息相关”的感觉。
这一争论不禁让我想起了2011年国际上的另外一场公开的辩论。其背景是当年的5月9日，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IPCC)发布了可再生能源资源与气候减排的特别报告(Special Report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简称SRREN)。SRREN报告对超过160个气候情景方面的研究总结显示，在各大主要研究机构给出的较大程度的减排情景下，可再生能源技术份额均出现重要的提高。到2030年，半数以上的情景中，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份额超过17%，2050年超过27%，最乐观的情景达到了73%。
这一报告发布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关注，也引发了不小的关于未来发展形态方面的争议。其中，比较典型的当属英国《自然气候变化》(Nature Climate Change)杂志为平台的一个关于可再生能源未来角色以及IPCC工作方式的争论，其起因正是上述最乐观情景，出自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7月17日该杂志刊载了名为“Conflicted roles over renewable”与“Different views ensure IPCC balance”的文章。前文的作者是Mark Lynas，英国的一个时事评论员。该文认为SRREN报告因为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而带有偏见，引入绿色和平组织人员对报告内容产生了不平衡的影响，对可再生能源的作用无原则的进行了夸大，需要参与撰写的机构更加专业、采取更加中立的立场。后文是对前文的一个回应，作者是OttarEdenhofer， IPCC第三工作组的共同组长，对利益冲突、工作模式与情景结果问题作了回应与说明。
这一问题争议的根源在于，人们对未来存在不同的理解与预期，而未来也随时在变化之中。可再生能源的地位与角色涉及整个能源与经济系统。而这些开放的巨系统中，突发事件、技术创新与政策选择都是系统无法保持稳定的因素，无法做“可预测性”的描述。中长期来看，所有的结论、基础设施，甚至是基本形态都是可变的，未来仍掌握在人们的行动与政策手中，影响事物基本形态的因素可能还在今后发生，重要的是人们看重什么，需要实现何种目标。因此，就具体的数字“多还是少”的问题进行讨论，其结果往往无始无终，缺乏依据。
正是基于此，Edenhofer也无法就具体的“多少”进行回应，只能列举SRREN报告中的片段来说明，该报告对于160多个情景的选择是团队讨论的结果，并且进行了“平衡”的表述，2050年有4种情景其可再生能源份额只有15%，而绿色和平组织的可再生能源77%的情景来自于同行评议杂志《Energy Efficiency》，并没有对绿色和平的相关研究报告进行参考。
至于涉及利益冲突问题，Lynas表示绿色和平的参与使得IPCC的报告成为了一种运动，而不是中立的IPCC结论，其可信度大为下降，这一工作也缺乏“利益冲突”的评判与解决机制。Edenhofer对于绿色和平组织专家的参与表达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其认为这恰恰体现了广泛的覆盖面与不同工作领域(学术、工业、NGO等)与不同观点专家之间的平衡，而评判与解决机制也在报告形成中发挥了作用，正式指南在制定之中。
应该讲，目前的这一关于《重塑能源》的争论，并没有超出以上的公开辩论所覆盖的范畴。一方面，人们对于可再生能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观点基本赞同，但是在程度上，即“多重要算重要”的问题上却存在迥异的看法，甚至于不可调和。不同的研究根据各自的方法、模型，基于各自不同的经济、人口、技术效率等假设给出了千差万别的情景结果。并且由于前提不同，也不存在比较的意义，只是代表了人们对未来需要实现目标以及政策强度方面认识的不同。这些结果如果是自洽的，将都具有一定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