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采取的仍是行政管制为主的环境治理模式，环境经济手段还处于辅助地位，但是环境经济政策在减少管理成本，调动利益相关方积极性和主动性，增进实现环境治理目标的灵活机动性，筹集环保资金以及调控环境行为，促进经济转型，优化环境政策系统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十一五”时期为例，中央财政设置了9项环保专项资金政策，累计投入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746.33亿元，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对“十一五”时期西部污水管网基础设施建设、三河三湖综合整治等阶段性环境保护重点领域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累计下达209亿元，支持三河三湖及松花江流域
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等约3000多个项目建设。燃煤发电机组
脱硫上网电价按0.015元/千瓦时补贴的政策以及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政策的实施，对
节能减排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功不可没，据统计，火电脱硫装机比重由2005年的12%提高到2010年的82.6%。浙江、河南、河北等不少地区正在加快探索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在流域综合治理中已经初步发挥效用，不仅为水环境治理落后的地区改善其环境行为提供了动力，也为流域综合治理筹集了大量资金。环保部先后研究制定了4批共计349种“双高”产品名录，涵盖17个行业，为有关经济部门制定环境经济综合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200多种“双高”产品被取消出口退税，并被禁止加工贸易，促进了贸易的“绿色化”。随着“绿色信贷”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广泛实践，以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工作的需求，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共享企业环境违法信息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等政策文件。4万余条企业环境违法信息进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成为信贷重要依据，绿色信贷正在大范围推开，对降低信贷风险、利用金融信贷工具推进淘汰落后产能、从资本市场源头推进环保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梳理十多年来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历程，可见五大特征——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已经基本建立
过去十年来，环保投融资、环境金融、环境税费、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等环境经济政策取得了积极进展，尽管各政策进展不一，但是整体上看，这些环境经济政策已经覆盖社会经济活动全链条，不同的政策单独或者共同调整着开采、生产、流通或消费环节的社会经济行为，形成了较为系统协调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当然，这个政策体系的有效性、完善性、制度化建设还存在多方面问题。
进入政策出台密集期，环境财税、价格政策是重点
过去十年出台的环境经济政策数量之多，此前从未有过。根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建立的环境经济政策数据库平台系统的统计数据，从2006年到2013年这7年间，国家层面环境经济政策出台尤为密集，达到383项。其中，环境财政政策占比最大，为28.5%;环境税费政策次之，占比为17.5%。财政部、发改委和国务院为各类环境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部门。省级地区出台的环境经济政策达到713项，也是以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费政策、环境资源定价政策为多，分别占比为30.1%、22.6%和14.2%。详细数据见表1和图1。
各项政策实践进程差异较大
在众多环境经济政策中，环境财税、环境价格、环境投融资政策的制度化进程相对较快，基本建立了制度框架。但是排污权交易、环境污染责任险、生态补偿等政策的制度化进程相对较为缓慢，多仍在试点探索进程中，具体来说：
环保投融资机制不断发展完善。环保投融资机制建设呈现三方面典型特征，建立了面向阶段性环保目标需求的投资机制，建立了环保预算支出框架，设立了大量环保专项资金并逐步开始重视环保投资的绩效管理。我国环保投入从“十五”开始递增趋势明显，“十一五”期间较“十五”增长 157.4%，环保投资占GDP 的比重达1.44%。每一个五年规划时期，都根据规划目标实现需求来设定环保投资目标，“十一五”超额完成了环保投入目标。2007年财政预算首次设立“211 环境保护”科目，对环保财政制度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这表明环保在财政预算支出账户中第一次有了“户头”，迈出了环境财政制度建设的关键一步。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政策是近些年环保财政政策的一大特征，尽管对专项资金的设置存在较多争议，但是应该说在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城镇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以奖代补资金等环保专项资金对解决我国阶段性、特定重点领域的环保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