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杭州余杭发生居民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行为，再次将垃圾焚烧这个既传统又现代的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
垃圾处理是个系统的工程，主流的观点认为，焚烧技术仅是垃圾处理末端的方式之一，在前端的鼓励分类、减量等方面做到足够好之后，再考虑末端焚烧或者填埋的孰优孰劣，才是理想之策。
而对于民众来说，反对的并不是垃圾焚烧本身，而是这项产业目前可能存在的技术落后、监管不力、信息不透明等问题。这几个方面恰恰是中国垃圾处理产业的短板。
关于垃圾焚烧，业内一直存在两种鲜明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焚烧技术相对落后，投入水平又比较低，焚烧过程的监管和自律也容易出问题；另一种则认为，现有技术水平已能处理焚烧排放问题，相对于填埋等传统的末端垃圾处理方式，垃圾焚烧技术应用空间广阔。
经过此次余杭事件，“反烧派”与“挺烧派”的观点再次激烈碰撞。而垃圾处理产业困境的解决方案，仍待明晰。
垃圾困局
垃圾处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绕不开的问题，人口密度越大，垃圾问题越严峻。据3月16日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显示，目前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达142个，其中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个，而城镇化仍在进程之中。
在各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一直是政府头疼的主要问题之一，而垃圾处理厂，无论是填埋还是焚烧，或多或少均会遭遇周边居民抵触，余杭事件并非个例。
2008年8月，北京最大的垃圾处理厂——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处理厂由于长期恶臭等原因，遭遇周边万象天成、优点社区、天赐良缘、柏林爱乐等多个住宅小区居民的抗议。高安屯垃圾处理厂曾是北京主要的垃圾填埋场，伴随着生活垃圾量的快速提升，设计能力1200吨的高安屯填埋场，日垃圾量一度高达4700吨，远远超过其消化能力。按照高安屯填埋场的设计容量，规划使用寿命为30年，但仅仅6年时间便已经填埋了60%的量。
在此背景下，高安屯项目在填埋场基础上，建设了北京市首座大型垃圾焚烧处理设施，一度被认为是垃圾处理方式的转型之举。但周边居民对此并不买账，他们认为，每日飘进家中的阵阵恶臭令人无法忍受。
无独有偶，位于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附近的阿苏卫垃圾处理厂，由于计划上马垃圾焚烧项目，同样于2009年遭遇过周边居民的抗议。阿苏卫填埋场1994年即投入运营，日处理量很快便由1200吨上升至3500吨，在填埋时代，阿苏卫项目就多次被周边居民抗议，在垃圾焚烧项目被列入计划后，更是遭遇激烈反对。附近小区部分居民认为，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并没有广泛征求民意，与国家的政策精神相违背。
网名“驴屎蛋儿”的知名环保人士黄小山，正是阿苏卫周边居民，也是当时阿苏卫项目的积极反对者。他表示，如今审视当年的抗议行为，已经不是数年前的那个水平。
“归根结底，居民的激烈反对还是典型‘邻避效应’问题，大家反对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家后院’。”黄小山说，数年以来，自己始终关注垃圾围城问题，曾先后前往日本等国参观垃圾焚烧项目，对于垃圾焚烧的态度，已从当年片面强调个人利益上升至更为全局的产业观察。
黄小山的转变，带有一定典型性，在垃圾焚烧刚刚起步的阶段，反对的声音必然会存在。其实问题的核心并非建与不建，而是如何平衡城市发展与周边居民利益的问题。
目前，垃圾焚烧产业在国内尚处起步阶段，与有着百年垃圾焚烧史的欧洲、日本等相比，中国垃圾焚烧产业诞生不过20年。以北京市为例，来自北京市政管委会的数据显示，在2009年之前，北京市处理的生活垃圾中高达94.1%采用卫生填埋方式，3.9%采用堆肥方式，焚烧方式仅占2%。
但像北京这样人口2000多万的城市，已经很难想象找到大片土地去做垃圾填埋。况且就末端垃圾处理方式来看，与焚烧相比，垃圾填埋在臭味、渗液、重金属等方面的污染更为严重。
“讨论何种处理方法最为科学，不如讨论哪种方法最适合当地实际。”上海市环境学校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陈建昌说，城市固体废物末端处理三大方法主要是卫生填埋、焚烧和堆肥。
这三种方法各有利弊，从纯技术角度来看，理想的流程是垃圾先分类，废纸、金属、玻璃、塑料等可回收资源先回收再利用，垃圾热值高、可燃物含量较多的地区，宜进行焚烧处理。厨余有机物较多区域，宜进行堆肥处理。有废弃土地资源可利用的地方，则选用填埋处理。
“目前应根据各地的经济、土地资源和垃圾成分等实际情况，三种处理方式并存。”陈建昌认为，卫生填埋占用土地多但处理成本低，适用于矿区、山区和乡村等地区；焚烧减量效果好、无害化处理较彻底但处理成本高，尾气净化要求高，投资大，技术和运行管理要求高，适用于土地紧缺的经济发达地区；堆肥处理应用较少，主要是处理不彻底，堆肥过程中分离出大量杂物还需焚烧或填埋处理，同时大规模应用后堆肥成品质量不高，肥料出路不畅。
该不该烧
数十年的规划在短短几年内就几近用完，这是很多中国大型城市垃圾处理项目的窘况。世界银行[微博]曾在一份报告中如此描述中国的垃圾困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像中国现在正在面临的固体废弃物数量如此之大或如此之快的增长。”
相关数据显示，全国一度有约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其中1/4已无填埋堆放场地。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人民币(6.2546， 0.0011， 0.02%)。
这还仅是个开始，中国正面临城镇化的进一步深入，城市人口稳步增长，与之相对应的是生活垃圾量的快速增长。预计一段时间内，全国垃圾产量将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长，几乎与GDP增速相同。
在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资深专家江家骅看来，生活垃圾处理的基本目标是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目前主要的三种处理方式中，焚烧处置技术是现阶段的最优选择，其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综合优势最明显，在东部沿海地区或人口密度高、经济发达、土地资源紧缺的城市应优先选择焚烧处理工艺。
“焚烧处理采用工厂化管理，现有的技术可有效控制烟气污染(包括二英)，具有无害化效率高、处理速度快、工程用地省、残渣少(减量化效果好)等优点，同时余热可发电利用，缺点是投资较大”，江家骅表示。
陈建昌则特别强调了焚烧技术应用的区域特征。他认为，尽管并非唯一选择，但垃圾焚烧是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垃圾处理的重要选项。
国内一家大型垃圾发电企业相关负责人李军(化名)亦表示，垃圾焚烧技术在国际上已有百年历史，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国内也历经20年的发展，工艺和技术水平并不低。从污染控制角度来看，技术层面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对于垃圾焚烧产业来说，自始至终都存在反对的声音。环保NGO(非政治组织)自然之友一直致力推动垃圾减量。自然之友城市固废项目负责人田倩认为，并不能单纯以“挺”和“反”来评价垃圾焚烧问题。
“尤其是‘挺烧派’，很大一部分人仅仅是从垃圾焚烧的技术来谈这个问题，仅将填埋和焚烧这两种垃圾处理方式来进行比较，认为只要控制好垃圾焚烧的技术，炉温达到规定温度，控制二英排放，处理好空气净化等问题，垃圾焚烧就是可行的”，田倩在表示，垃圾焚烧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涉及社会风险包括公众健康等问题。整体来看，目前的垃圾焚烧规划并不合理。
田倩认为，外界更多关注的垃圾焚烧是垃圾的末端处理方式，前置程序则被很多人忽略。垃圾的处理应该是一个完善的产业链条，在末端处置之前，还应该有一系列规划和措施，从而推动垃圾减量。
“一些城市一上垃圾焚烧厂就是几千吨的量，这样的规划随处可见，我们觉得这与垃圾减量的原则是相违背的”，田倩指出，除了规划的不严谨之外，一些垃圾焚烧厂还存在排放不达标、在公众参与环节上造假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外界对整个产业的担忧。
田倩表示，在垃圾处理问题上各界应有基本思路，即在前端尽可能做到减少混合垃圾的产生量，完善和大力推动垃圾分类的执行，使得不管是进入填埋场还是焚烧厂的垃圾量都减到最小，然后再来探讨填埋和焚烧的优劣。
该怎样烧
从目前来看，尽管垃圾分类等前端处置方式已经推广了很多年，但要在短时间内做到普及和完善，显然并不现实。从现阶段实际情况出发，至少在末端处置方式上，垃圾焚烧是优选。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是怎么烧。
公众对于垃圾焚烧项目的反对，无非是几个角度的问题：一是一些项目距离居民区较近，甚至靠近水源地，公众认为并不合理；二是相关的排放标准并不令人信服，有人担心即使有标准也难以完善执行；第三，部分垃圾焚烧厂臭味熏人，被认为是监管和处理失败的产物。
二英污染，被认为是垃圾焚烧项目最典型的危害之一。据江家骅介绍，二英是毒性极强的化合物，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它列为一级致癌物。但江家骅同时认为，任何物质的理化特性都是固有的，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的大小，与其浓度的高低、摄入量的多少有关。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体每日可耐受摄入量4pgTEQ/kg体重，
即人类以每公斤体重为计量单位计的每日摄入量不得超过4皮克”，江家骅介绍说，人类摄入的途径主要是口腔摄入(指食物和水)、呼吸摄入(指空气中)、皮肤摄入(指直接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