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炒矿者“善后”难局

添加时间：2014-02-16 13:56:00 来源：国际煤炭网

        2014年的春节还未结束，胡石（化名）便开始奔忙在呼和浩特与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之间。他的身份是内蒙古一名知名律师。

     “2013年近一年时间内，我接手了20余起煤矿股权纠纷的案子。”2月13日，他在电话中说，其中鄂尔多斯尤为突出。

        2005年之后，煤炭价格一路高涨，伴随着“黑金”带来的各种诱惑，各路资金纷纷涌向内蒙古、山西等煤炭重地。随之而来的是，炒矿之风盛行，众人凭此一夜暴富。

        然而，疼痛来的也尤其惨烈，几年之后，市场逆转，经济萧条下的煤炭市场从疯狂跌入低谷，煤矿股权纠纷、债务纠纷等在蒙、晋多地上演。

       故事的开头已经很久，至今却无法看到结局。

       煤矿纠纷频发

       2010年1月，一直未变更的原法定代表人史慕飞在一路上涨的“炒矿”价格诱惑下，却私下将中兴公司与他人再次交易，“一女二嫁”。

       这个春节，何文义过的并不轻松。

        即便春节期间，他也几乎每天都在处理购矿时遗留下的借款事宜，而让他更为焦心的是，其曾经投资的煤矿不知何时才能正常运转。

      “煤矿啥时候能运营，我到现在也没有底。”2月13日，他介绍，而围绕该矿发生的股权之争，到现在亦没有任何进展。与其有着相似境遇的，是同样作为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西召中兴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兴煤矿”）的多名大股东们。

         对于煤炭资源丰富的鄂尔多斯来说，中兴煤矿是众多煤矿中的普通一员，公开资料显示，煤矿成立于1990年，位于准格尔召乡哈拉庆村，矿区面积2.144平方公里。在几年前那场疯狂炒矿中，也毫不例外地成为众人抢夺的香饽饽。2009年7月16日，鄂尔多斯人李永胜、何文义等人多方筹资3亿元，获得了当时中兴公司实际所有人宋云山、许文斌等人的全部权益。双方以书面协议的形式对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等事项进行了详细的约定。不同于当时煤矿“炒客”的是，李永胜等人先后投巨资，对该矿区基础设施、技术等进行了改造。

     “我们累计向对方支付人民币2.2亿元，并约定剩余款项待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付清。”2013年10月22日，李永胜告诉记者，双方签订协议后，许文斌等人交付出中兴煤矿的全部财产及全部证照、印章等。

         随后意外出现。2010年1月，一直未变更的原法定代表人史慕飞在一路上涨的“炒矿”价格诱惑下，私下将中兴公司与他人再次交易，“一女二嫁”。随之，多方陷入一场长达4年之久的股权争夺战中，李永胜等人的投资被套。此案引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关注，有关人员曾多次到内蒙古相关部门调查此案进展的相关情况。

        这仅仅是内蒙古、山西、陕西等炒矿“后遗症”的一个缩影。

        胡石告诉记者，类似案件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山西、陕西等地，作为煤炭重镇的鄂尔多斯尤为突出。
        记者在采访期间，中兴煤矿矿区内冷冷清清，偌大的采矿区空无一人。留守工人透露，煤矿上最热闹的时候每天机器轰鸣，车进车出，员工最多一度达近400余人，而如今只剩下10多人留守。

     “唯一遗憾的是，此前一直没有机会变更煤矿法人代表。”李永胜坦言，他曾多次催促许文斌办理该公司股权及法人变更登记，而对方也曾多次催促原法定代表人史慕飞等人，但后者总是找出种种理由和借口，不予配合，直至产生股权纠纷。此时，他们已在中兴煤矿总共累计投入10亿余元。

        当地一业内人士透露，“炒矿”热潮过后，伊东煤矿、蒙泰煤矿等当地大型煤矿集团也曾因此深陷股权纠纷。

       “黑金”诱惑

       “疯了，都疯了。”胡石如此描述，那是场全面狂欢，只知道拿着钱向煤矿里“砸”，许多煤矿股东、外来投资者不等将获利的资本、红利拿到手，就直接将其再次全部投入煤矿。

         直到现在，白强回想起以前炒矿的情形，仍感到恍如一梦。他在鄂尔多斯当地经营煤矿20余年。他向记者回忆，2000年以后，煤炭行情逐步受到市场青睐，2003年左右，原本低调的鄂尔多斯开始聚集着外来人员，更多的是福建商人、浙江商人。他们不再简单地将煤炭作为目标，而直接为煤矿而来。

      “煤矿价格一天一个价，当地的酒店天天爆满。”白强感叹，2005年开始，炒矿之风爆发，大量外来人员进入鄂尔多斯，鱼龙混杂，都想从中一夜暴富。而拥有煤矿后的李永胜，即便刻意对外界保持低调，也还是引来了他人伸出的“橄榄枝”。但他拒绝了蜂拥而至的购矿者、炒矿者，其中包括后来发生股权纠纷的云南籍人王树兴。

       此时，人口不足200万的鄂尔多斯，作为一座明星城市开始被外界熟知。当地“羊”“煤”“土”“气”四大名片产业中，其他三大产业在“煤”的光环下已显得黯淡无光。当年煤炭对鄂尔多斯的贡献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赚足了眼球：人均GDP超越香港，位居全国第一。

       据了解，2011年，鄂尔多斯有一座煤矿被人以3.5亿元价格购买，3个月后，7.5亿元卖出。“什么生意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净赚4亿元？”胡石反问记者，这是典型的炒矿。

        白强介绍，参与炒矿者在倒卖煤矿时，先与煤矿时任法定代表人及投资者谈好，他自己预先支付该法人500万元或1000万元不等，作为首付款。转身便以30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各路投资者，在他看来，炒矿者从来不进行实际投资，他们到处找矿，拿到矿就出手。
 
        那些早年就已将矿产出售、出让的原矿主们，此时也禁不住诱惑，毁约事件不断出现，要求收回原煤矿股权或资产。

       疯狂的情景同样在山西、陕西等地上演，包括后来同样知名的神木县，一度出现“温州炒煤团”等雄厚资本。“甚至只拿着合同也能倒卖。”前述律师界人士称，投资者根本不先去看矿，更不会想到变更矿产股权等手续。鄂尔多斯一政府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亦坦言，煤矿股权、资产变更等手续复杂，包括许多实际投资者在内，为了赶上当时的煤炭黄金时期，忽视甚至主动忽略这一关键的必然环节。

        这种狂热在随后几年间很快达到了顶峰：煤炭价格暴涨，全国各路资金涌入上述区域。

      “疯狂”的代价

         在看似一次次漂亮的煤矿交易背后，众多隐忧在上述“捷径”中被华丽的外表所掩盖。

        煤炭价格一路高涨。对于李永胜、何文义而言，等来的却并不是自己煤炭生意的黄金期，而是一场产权纠纷。

         2010年6月，许文斌等人被王树兴以中兴公司法人的身份要求返还该公司证照、资产等，李永胜、何文义不得不稀里糊涂地被卷入这场纠纷中。

       “煤矿也几经转手，许文斌等人也是从他人手中购买。”何文义介绍，中兴公司最初法定代表人为辽宁籍人史慕飞。当地警方提供的资料表明，2006年8月13日，史慕飞等人以4200万元的价格，将中兴公司全部股权及资产转让给许文斌等人，双方并签订转让协议书。协议签订后，许文斌等人按照协议约定，向史慕飞等人支付了3915万元转让款。除此之外，他还代史慕飞等支付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422万元。此后，史慕飞等人将中兴公司的所有财产及相关证照、公章、印鉴交付给了许文斌等人。然而，直到2009年12月29日，史慕飞向内蒙古高院起诉许文斌，要求解除合同，收回中兴公司已转让权益。呼和浩特中院受理此案。而深陷纠纷中心的中兴煤矿因此被封、停产。

       2013年11月5日，内蒙古一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在鄂尔多斯当年的疯狂炒矿中，为了及时赶上好行情，众多煤矿经营者在买卖矿产交易中，忽略以及不屑变更法人代表、变更股权等。他坦言，在看似一次次漂亮的煤矿交易背后，众多隐忧在上述“捷径”中被华丽的外表所掩盖。

        何文义向记者回忆，当时“炒矿”价格随着煤炭价格的一路上涨而步步高升，在史慕飞眼中，中兴公司最初的转让价格与2009年相比显然有很大差距。记者获得的警方调查资料介绍，史慕飞在明知煤矿股权、经营权、全部资产转让的情况下，于2009年8月4日在准格尔旗非法刻制了中兴公司行政章（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并从工商部门骗补了营业执照。

        警方上述资料证实，2010年1月份，史慕飞及其他原股东刁振伟、孙哲又一次将中兴公司以7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树兴等人，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树兴。而王随即以“第三人”身份加入诉讼许文斌的案件中。 2012年12月，煤矿实际投资人李永胜、何文义等人正式以“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并很快转变为该案件的“主角”，2013年6月，在呼和浩特中院参加第一次再审。

        时至如今，李永胜仍旧难以释怀的是，中兴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工商局吊销了，但股权变更登记仍没有撤销。

       上述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当地经济危机的出现，“黑金”诱惑的热潮逐步退去，而因此造成的煤矿纠纷却开始显现，甚至当地多家大型煤矿深陷其中。他认为，对于个例而言，李永胜、何文义等无疑成为其中的最大“牺牲者”。

        难了局

         2012年，煤炭重地各地民间资本泡沫一夜之间被挤破，之前隐藏在炒矿背后的种种矛盾开始集中爆发，甚至许多人如梦方醒：筹集巨资买来的竟然仅是一纸合同。

       2013年10月中旬，记者曾驾车行驶荣（荣成）乌（乌海）高速，在鄂尔多斯与呼和浩特路段路宽车稀，难以见到运煤车辆。在白强看来，此为当地煤炭运输凄淡场景的一个缩影，也是他近10年来第一次遇到。与此对应的是，当地的天格外蓝，空气意外清新。今年2月13日，白强在电话中说，上述情形至今仍无改变。 

       公开资料介绍，据不完全统计，陕西有100多家煤矿停产或半停产，山西煤矿开工率均在五成左右。鄂尔多斯市煤炭储量占全国1/6，此前有报道称，鄂尔多斯市300多家煤矿企业中，停产、半停产和技改煤矿达80多户，占比26.67%，不过在2013年10月，鄂尔多斯宣传部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当地煤炭形势不容乐观，但并没有像媒体报道的那样严重。

    “纠纷及资金被套现象从2012年年初开始出现。”前述律师界人士介绍，其中包括一些真正的投资者，如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西召中兴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等。他对此分析，煤矿一旦发生股权等经济纠纷，便意味着封矿、停产，但来自外界资金的利息等要按期返还，致使陷入资金困局，其雪球越滚越大，直至难以解开。

        白强回忆，2011年，国家鼓励煤矿进行整合，内蒙古也出台相应政策，当地炒矿热潮才逐步降温。记者获悉，内蒙古政府下发《内蒙古自治区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提出，从2011年到2013年年底，通过兼并重组，全自治区煤炭企业将从现有的353家减少到80至100家，2013年年底，生产规模在120万吨以下的煤炭生产企业将全部退出市场。在白强看来，上述措施，对内蒙古煤炭市场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而陕西、山西等地类似政策也相继出台。

        更大的打击则来自民间资本的崩盘。2012年，煤炭重地各地民间资本泡沫一夜之间被挤破，之前隐藏在炒矿背后的种种矛盾开始集中爆发，甚至许多人如梦方醒：筹集巨资买来的竟然仅是一纸合同。2013年10月20日，记者在鄂尔多斯市煤炭局采访，被拒绝。

      “煤矿长达3年之久不能生产经营，错失了煤炭市场的最好时机，还要照常向国家缴纳着各项税费。”何文义直言，各股东在此期间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因此债台高筑。而在警方方面，内蒙古公安厅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后，认定史慕飞涉嫌合同诈骗，决定2012年5月25日对其予以立案。

       据悉，该纠纷在4年多的审理中，当事各方辗转于呼和浩特中院、内蒙古高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各级司法机关等部门，案件历经数次调解、审理，至今仍未有结果。呼和浩特中院办公室负责人对此向记者答复，该案件的第一次再审还未有最后判决。内蒙古公安厅则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我们即使在这场官司中胜诉了，但未来将会面临怎样的一个处境，还是一个未知数。”何文义担忧地说。